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之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城乡融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会议上指出，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开启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这表明，为了实现城乡融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决不允许出现“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衰落的农村”的情况［2］；必须一边坚持新型城镇化［3］，破除城乡间的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城市持续繁荣，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依托［4］，一边坚持发展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为乡村振兴夯实物质基础［5］。通过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2016年10月21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指出，坚持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2018年9月20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以城镇化反哺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支撑城镇化。

除了政府层面的研究，关于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关注点在国家［6-7］、区域［8-9］、省域［10-13］、市域［14］的层面进行分析。赵颖文等指出，2000—2013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协同度正逐步提升，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相对较小［6］；韩国明等指出，其协调度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部高、中部低、西部最低”的分布状态［7］。张开华等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5—2014年江汉平原四大传统农区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并指出其协调度较低，且处于起步阶段［8］；刘畅等以东北地区为例，运用综合确权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协调度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并指出东北地区多数城市处于轻度和中度失调阶段［9］。吴强强等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对2000—2014年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协调度虽不断上升但整体偏低，要实现其协调发展任重道远［10］；陈红玲以河南省为例，采用变异系数法与耦合协调度测算其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显示河南省处于高水平拮抗耦合阶段［11］；陈莉等以新疆12市为例，通过构建协同度评价模型得出，应从人口城镇化和农业集约化发展推动其协调发展［12］；郭爱君等以青海省为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度测度，并主张采取健全城乡产业互动实现其协调发展［13］。周婕以2008—2017年山东省淄博市为例，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协调度测度可知，其协调度逐年增长但呈现次优发展状态，因此需通过加大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方式促进其协调发展［14］。

综上可知，目前学术界关于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研究缺乏时空层面的分析。再加上，对于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新型城镇化重要性和战略、路径［15-17］，对其协调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粤东西北作为广东省经济的“短板”，是实现广东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的重要讲话强调，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提高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2018年12月召开的广东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通过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协调发展，推动珠三角各要素向粤东西北辐射，推动粤东西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以粤东西北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其2000—2017年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及二者时空耦合协调度，为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区域概况、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粤东西北是相对于珠江三角洲提出来的区域经济概念，指的是广东除珠江三角洲以外的所有区域，包括汕头、揭阳、潮州、汕尾、湛江、阳江、茂名、韶关、梅州、云浮、河源、清远等12市。其位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条件优越，水热资源丰富，物种资源丰富，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在发展农业现代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粤东西北总面积1 248 737 km2，占全省的69.5%，常住人口5 026.03万人，占全省的46.3%，城镇人口为2 555.77万人，城镇化率50.9%，低于广东省平均值约18.95%，表明粤东西北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

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结合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广东省农业现代化“十三五”规划》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2020年）》等相关的政策文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并参考相关指标体系构建的文献资料，遵循全面性、典型性、可衡量性、易收集性等原则，构建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农业现代化包括3类指标：生产投入、综合产出、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包括5类指标：人口、经济、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乡统筹（表1）。数据来源于粤东西北地区12市统计局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1.3 研究方法

1.3.1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其主要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对系统的影响来确定权重。在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及得分。

1.3.2 耦合协调度 耦合是指2个或者多个系统通过互相作用而互相影响的现象。当系统间及内部各要素互相协调、共同促进时称之为良性耦合；反之，当出现失调或相互阻碍时称之为不良耦合。从协同学的视角分析，耦合及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转变为有序的趋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核心在于系统之间及内部各要素的协同作用，它关系到系统相变的规律与特征，耦合度是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量化指标，是协同作用的具体反映形式。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多数学者采用耦合度来计算模型，即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是2个紧密相连的系统，彼此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耦合度模型也用于测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具体公式为

式中：C为两者之间的耦合度；Ucz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Uny为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在耦合模型中，耦合度处于［0，1］的区间范围内，耦合度越大，表明协调效果越好，反之则意味着协调效果越差。

然而，耦合度反映的结果也存在不足。在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处于较低水平时，也可能出现高度协调的评价结果，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对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调整后形式为

表1 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赋权

式中：H为协调发展度；C为耦合度；T为两化综合评价指数，T＝αUcz+βUny，α、β分别表示两者的重要性程度，一般认为二者同等重要，故α、β均取0.5。根据模型可知，H也在［0，1］的区间内，其数值大小解释与耦合度类似。在实际的协调度衡量中，学者们通常会根据协调度的差异划定等级。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对协调度类型的划分详见表2。

2 结果与分析

2.1 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状况

运用熵权法以粤东西北的整个区域为研究对象，对2000—2017年的27个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并计算其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00—2017年的协调发展度（表3）。

表2 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阶段类型

2.1.1 农业现代化动态变化情况 2000—2017年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水平虽略有起伏但稳步提升，主要表现在农业投入、产出、可持续发展方面均有了显著的提高。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的权重分析来看（表1），总体而言，农业投入所占权重0.388 4，表明农业投入依旧是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具体而言，在农业投入水平上，资本投入0.178 4贡献最大，其次是资源投入0.111 2，劳动力投入贡献率0.098 8最小。由此可见，加大农村的财政扶持力度，可以充分发挥农业投入效力。在农业产出水平中，农业产值的贡献率0.140 0和乡镇企业的贡献率0.130 4对农业产出水平影响较大，这也使农业规模化集约式发展成为必要。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上，农业机械化的贡献率0.124 9，其驱动效应最强，而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生态环境，因此，应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减少农药和化肥施用量来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表3 2000—2017年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情况

2.1.2 新型城镇化动态变化情况 2000—2017年粤东西北新型城镇化水平稳步增长，主要表现在经济、人口、公共服务、城乡统筹等有了显著的改善。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权重分析总体来看（表1），经济所占的权重（0.331 2）最高，表明经济增长是粤东西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其他方面如人口、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乡统筹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相对较弱。因此，经济发展在当前乃至今后，都是粤东西北新型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具体来看，经济城镇化中，投资所占的权重（0.102 1）最大，出口占比（0.059 5）最小，表明该地区的经济主要由投资和消费拉动，对外依存度并不高，因此粤东西北地区应通过走出去战略，发挥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促进其经济城镇化发展。在人口城镇化方面，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0.043 4）最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0.033 1）最低，鉴于该区域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以传统制造工业为主，相应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尚未健全，导致人员就业流向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以服务业为辅。因此，应通过完善产业结构体系来提高其人口城镇化水平。公共服务城镇化中，科技指标所占权重（0.085 9）最高，卫生、公共设施指标（0.025 0）贡献偏低。由此，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完善基础设施来提高其科技城镇化水平。生态环境城镇化中，市区绿化覆盖面积的占比（0.077 5）最高，废水、废气排放问题最为突出，因此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不能忽视环境污染的治理。在城乡统筹方面，居民存款权重（0.066 7）最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占权重（0.045 7）相对较大；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是提高城乡统筹城镇化的必要条件。

2.1.3 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历年协调发展情况 由表3可知，总体来说，2000—2017年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均逐年增长，且随着两者差距不断缩小，其协调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具体来说，从耦合阶段来看，2000—2012年粤东西北处于拮抗耦合阶段，2013—2017年上升到磨合耦合阶段。从协调发展情况来看，粤东西北协调发展度在逐年上升，发展类型也在不断升级。具体可划分为4个时间段：第1个时间段为2000—2005年，主要表现为新型城镇化领先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较低，皆处于中度失调状态；第2个时间段为2006—2011年，此时两化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二者差异不断缩小，除2006年外，其他均表现为农业现代化滞后新型城镇化，失调程度由中度失调转变为轻微失调；第3个时间段为2012—2015年，两化发展稳步提升且差距逐渐缩小，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及大力实施，使得这一时期新型城镇化略低于农业现代化，其协调度由轻微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第4个时间段2016—2017年，达到摆脱失调走向初步协调发展状态。

2.2 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分布

为了进一步分析粤东西北各市的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以2017年粤东西北12市为研究截面，结合其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17年粤东西北12市27个指标进行熵值处理并计算其综合得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各市的耦合协调度（表4）。

表4 粤东西北12市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布

2.2.1 粤东西北各市农业现代化空间分布特征由图1可知，可将粤东西北12市分为3类。第一类为农业现代化得分高的区域，主要包括揭阳、湛江，其共同点在于良好的自然和地理条件，高投入、高产出；不同点在于揭阳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影响其农业可持续发展，而湛江农业可持续发展位居首位。第二类为农业现代化得分较高的区域，主要包括汕头、茂名、潮州，其共同点在于农业投入、产出水平较高，但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略显不足。其中，在农业投入方面，汕头和潮州以资源投入为主，茂名以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为主；在农业产出方面，乡镇企业总产值是带动汕头和潮州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农林牧渔总产值是带动茂名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潮州、汕头、茂名可持续发展得分排名后3位。机械化水平是制约汕头和潮州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农药和化肥施用量是制约茂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第三类为农业现代化得分较低的区域，包括河源、韶关、汕尾、梅州、清远、云浮、阳江，其特点是农业现代化大多指标得分较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低下。

2.2.2 粤东西北各市新型城镇化空间分布特征由图2可知，可将其分为3类。一类地区为汕头、湛江、揭阳，为新型城镇化得分高的城市，其共同点在于经济和城乡统筹得分高且差异小；其不同点在于人口、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各项指标得分差异大。在人口城镇化方面，湛江排名第十一，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排名第十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均位列第十，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公共服务城镇化方面，揭阳市卫生机构数得分排名第十二，是其关键的制约因素；在生态环境城镇化方面，湛江市废水排放量排名第十，是其关键的制约因素。二类地区为茂名、清远、韶关、梅州，为新型城镇化得分较高的城市，其共同点在于人口、公共服务、城乡统筹指标得分较高且差距小，其不同点在于经济、生态环境得分差距较大。在经济城镇化方面，茂名和清远指标得分排名第四和第五，韶关和梅州指标得分排名第九和第十；其中，梅州人均GDP和出口总额均位列第十二，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生态环境方面，清远位居第十，韶关位列第十二，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是制约清远和韶关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三类地区为潮州、汕尾、河源、阳江、云浮，为新型城镇化得分低的城市，其共同点是大多指标得分较低，这些城市新型城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新型城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2.2.3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空间格局分析 由表4可知，总体来说，粤东西北多数城市协调度偏低，仅有湛江、揭阳、汕头3市处于濒临失调，云浮甚至处于严重失调的状态。具体来说，就耦合阶段而言，仅有湛江处于磨合阶段，其余城市均处于拮抗阶段。就协调发展情况而言，可将粤东西北12市划分为4类地区。第一类为濒临失调区域，主要包括湛江、揭阳、汕头，湛江、揭阳两化得分均高，农业现代化领先于新型城镇化，且协调度高，汕头的两化得分较高，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且协调度排名第三。第二类为轻微失调区域，仅有茂名市，茂名的两化水平在区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其农业现代化略逊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排名第四。第三类为中度失调区域，主要包括潮州、韶关、清远、河源、梅州、汕尾，这些地区两化水平低，且除潮州外均属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且其协调度低。第四类为严重失调区域，仅有云浮市，云浮的两化水平极低，属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极低。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计算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指标权重和得分，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其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度，根据分析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从时间演变上看，就耦合阶段而言，2000—2017年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呈现拮抗阶段—磨合阶段的发展趋势，其中2000—2012年处于拮抗阶段，2013—2017年上升到磨合阶段。就协调发展类型而言，2000—2017年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呈现“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的变动态势。其中，2000—2005年为中度失调，2005—2012年为轻度失调，2013—2015年为濒临失调，2016—2017年为初级协调。

从空间格局来看，就耦合阶段而言，仅有湛江处于磨合阶段，其余城市处于拮抗阶段。就协调发展阶段而言，可分为濒临失调、轻微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四大类区域。其中，湛江、揭阳、汕头为濒临失调区域，其协调发展度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湛江、揭阳新型城镇化得分落后于农业现代化得分，汕头反之。茂名为轻微失调区域，其协调发展度处于中等水平，其农业现代化略逊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潮州、韶关、清远、河源、梅州、汕尾为中度失调区域，其协调发展度处于中下水平，其中汕尾农业现代化得分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得分，其他地区反之。云浮市为严重失调区域，其协调发展度极低，新型城镇化得分低于农业现代化。

3.2 建议

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共进，有利于促进广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粤东西北应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其协调发展。

首先，针对农业现代化而言，协同推进农业供给质量和生态治理。要妥善处理好农业供给与生态的关系，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一方面，提升供给质量。优化农业供给中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因素配置，促进农业供给由数量增长到质量改善。培育职业农民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加强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18］，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体，个体、金融、工商、外资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农业资本投入体系；提升农业装备水平［19］，加强农业设施建设，重点突破引领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装备，强化智慧农业、农机装备等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全力推动设施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强化农业生态治理。开展对化学肥料和农药实施零增长行动。鼓励引导农民施用高效缓释肥、生物肥和有机肥，通过运用定点管理、实名购买和有偿回收等方式来控制农业剧毒农药的使用。

其次，针对新型城镇化而言，要注重整体效应。新型城镇化应着眼人口、生态、公共服务、城乡统筹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城镇化方面，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粤东西北应通过加快工业化转型升级［20］，实现经济城镇化。一方面，必须摒弃旧的增长模式，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机械、造纸、纺织、建筑等行业的技术更新和换代，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大工业投资力度，大力开展多样化的招商引资活动，鼓励珠三角高新技术企业及省属龙头企业到粤东西北地区投资重大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工业转型促进经济城镇化。在其他方面，粤东西北通过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大力发展与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技能相关联的农产品深加工、农业设备制造等行业来完善城镇就业支撑和服务体系；通过建立满足多层次医疗卫生需求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加快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城市公园、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带状河道海岸绿地、城乡楔形绿地等各类公园绿地建设和建立水质大气监测预警体系来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人才、资源、土地、基础设施等要素市场来实现城乡统筹。

最后，在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方面，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城乡二元机制下资本、劳动力、土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相关政策体制机制，促进粤东西北城乡要素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充分发挥粤东西北作为中心城市在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促进粤东西北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