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地缘政治、能源环境、全球治理等都面临严峻的挑战。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下的世界秩序重构加速，全球化向何处去受到广泛关注。尽管全球化作为经济发展必然趋势不会终结，但全球化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已成共识。中国的发展前景与世界紧密相连，在中国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国家发展战略调整、政策优化，还是企业、个人等抓住机遇、规避风险，都需要“开眼看世界”，把握全球化发展趋势。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中外人员往来和交流减少，中外相互了解不够、互信不足，因而更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增进交流，凝聚共识。全球化智库（CCG）作为致力于推进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国际化社会智库，在三年疫情期间，开展了数百场国际线上线下交流对话、论坛、大使圆桌、国际研讨会等，展开了丰富密集的二轨外交国际访问，充分发挥了中外沟通交流桥梁纽带作用。

2022年，CCG于6月和11月两度开展环球二轨外交，到访新加坡、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韩国等国多个城市，与数百位学者、政要、媒体、智库负责人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人士开展了近百场面对面对话交流活动。此外，2022年CCG举办了4场大型论坛，开展了4次大使圆桌，9次国际青年活动，11场国际名家对话，20场国际研讨会，接待了33次使馆来访，70次使馆交流，参与了67次国际重要论坛，发起“中国全球化三十人圆桌”机制。期间，围绕国际形势走向、全球治理挑战、中美关系改善、中欧关系回暖、中国开放发展等热点议题，CCG与中外政商学各界权威人士开展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2022年，CCG紧跟国际形势和国家开放发展需要，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全球治理、国际人才流动及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了多项研究，在相关领域出版了6部外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8份研究报告，5期智库期刊，形成建言57篇，智库要报11期，智库内参14期，持续以国际化的研究视野加强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

结合CCG在广泛交流中所了解的观点信息以及2022年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国际人才流动及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的研究 ，CCG特研究撰写《2023中国与全球化趋势报告》。报告从中美关系、乌克兰危机、国际金融体系、“一带一路”、国际旅游、数字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等十个角度梳理并预判了未来1年全球化发展趋势，以供相关机构和社会各界交流参考。

一、中美关系或迎来新的稳定窗口期，双方在曲折中规避双边关系进一步下滑

新年伊始，外交部长秦刚大使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的署名文章，认为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宽广的地球足够容下中国和美国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与动荡不断的2022年相比，2023年中美关系或将到达历史新节点，迎来新的稳定窗口期。这主要是中美双方在经历了一个政治周期之后，国内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干扰相对降低。同时，双方对于两国关系的风险管控意愿有所加强。但美国国内政治仍有可能出现各种不确定性，类似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等不确定重大负面情况仍有可能重演，增加中美关系波动程度。

2022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也是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签署50周年。中美关系在经过了四十余年的相对稳定后，在2017年出现了剧烈的转折和波动，并在拜登出任总统之后继续下行。美国在政治、经济两个领域对华逐渐形成了全面包围态势。在国际方面，美国通过构建多层次联盟关系，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美英澳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正在酝酿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重点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形成了对华包围态势。在国内方面，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芯片法案》《降低通胀法案》，并炮制了《台湾政策法》，从法律基础上实质性掏空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基础。

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的互动模式已经发生“范式转移”。为降低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中美均有意构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这一过程仍在动态发展之中，各种新增变量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面临新的发展任务，需要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也是共同利益。例如2021年双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上的合作和2022年双方在世贸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上的合作；在2022年8月，中美签署了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为中资企业在美国上市铺平道路。

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利用G20巴厘岛峰会进行面对面会晤，明确一个方向，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失控；确定了一个框架，共同探讨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启动了一个进程，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开始落到实处。会晤推动了中美之间主要对话机制的大部分恢复，并确定了双方高层的互访，显示双方仍有维持关系稳定的意愿，并愿意在维持关系稳定的共识上采取行动。同期，中美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短期内维持稳定的态势。未来，中美关系固然面临许多波折，双方仍旧会保持共同底线，并随时根据周围环境变化展开调整。而这一会晤更加宏大的意义在于，双方或意识到了两国关系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并开始为管控这种风险设定相关框架。这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次窗口时间。

2023年中美关系将在这一框架之下展开。2023年，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管控风险，将彼此的竞争维持在良性竞争的层面，在合作可能性尚存的情况下，寻找彼此的利益交叉点，使共同的合作关系不至于彻底破裂。

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进行如下判断：

（一）美方将继续通过联盟网络多边牵制中国，并在各领域展开“塑造环境竞争”

与中国陆续扩大经济合作朋友圈相比，美国近年来在加紧构建军事安全联盟。目前，美国在全球格局中对华“遏制”的联盟网络已经接近完成。这一网络联盟被国际观察界称为“三四五包围圈”（即AUKUS、QUAD和五眼联盟）以及IPEF和相对边缘的TTC、垂直领域如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B3W，和掌握芯片研发生产能力的CHIP4等机制。这些绵密交织的联盟属性各自不同，既有双边，亦有多边；既有官方，亦有非官方；既有组织松散的联盟，亦有紧密合作的联盟。美国联盟中既有明确表示针对中国的机制，也有未明确是否针对中国的机制。不论其表面理由看上去是否符合逻辑，这些联盟和机制的诞生与操作被美国各方视为符合其国内法的做法，具有合法性且不会轻易改弦易辙。

美方新举措的重点将落在科技领域。美国一方面会根据具体需求对中国相关企业与产品提供豁免或从“实体清单”中移除，另一方面会继续收紧对半导体、航空航天、数字科技等领域的政策限制。

构建这些联盟或机制消耗了美国大量外交资源，一部分联盟和机制在部分领域也存在可操作性问题。但考虑到它们涉及众多国家及复杂的国际利益，一定程度上将会分散和牵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注意力。而从中国角度来说，不断扩大开放合作，做大经济圈，以持续扩展的对外贸易圈、不断增加的双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对冲美军事安全压力，将有利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可为中国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在贸易和全球治理领域中美双方仍存互动可能

在全球治理领域，美国仍旧需要与中国在联合国、G20、IMF、WTO和世行等框架内展开互动，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功能并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符合其利益的调整。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也存在类似需求。

在贸易领域，双方国际贸易仍将持续，但贸易结构发生变化。2018年到2021年间，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美贸易额分别为6335.19亿美元、5415.60亿美元、5869.79亿美元和7557.76亿美元，202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2年前十一个月中美贸易顺差超过了2018年同期，说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并未达到破裂和“脱钩”的程度，且特朗普时期延续下来的贸易战并没有逆转中美贸易的总体趋势。当然，因为美国对华实施科技战，双边贸易的结构出现一定变化。例如，美国对华出口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占比上升，对华出口的先进科技产品下降。这种结构性变化将在2023年大体上延续。不过，因乌克兰危机影响，美对华出口的部分能源产品，如液化天然气，可能会因市场格局调整而有所起伏。

在关税问题上，过去数年间，贸易商和生产商基本完成了加征关税的成本转嫁，双边均已消化了加征关税的影响。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难以全面取消，但部分产品的关税存在调整空间。希望2023年美国能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减缓通涨对美国消费者的压力。

在一些新的经济赛道，特别是与数字经济或新能源领域相关的赛道，由于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中美之间或会产生潜在的竞争关系。例如智能化的新能源汽车，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焦点。2022年8月生效的美国《降低通胀法案》，因美国政府对本地产电动汽车提供税收优惠，已经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相关国家的行业人士的关注。而在金融领域，双边的竞争态势尚未明显，但已有美国相关智库研究提出将数字人民币作为“国家安全问题”予以讨论。

（三）在台湾、科技、人权等领域摩擦仍存

不管双边高层会晤中，美方如何强调“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具有的若干特征，美国仍会有政客通过各种方式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刺激中国做出激烈反应，在为这些政客获取政治资本的同时，对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制造压力。鉴于美国国内在与中国竞争方面存在高度共识，以及美国政治体制中行政机构受到的权力制衡等因素，加上两党之间在政治话题上存在的争执，台湾、人权、科技脱钩等问题仍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客炒作的话题。应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中美关系中也从未消失。这些问题短期内尚无有效的解决方案，也难以出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如何管控类似话题带来的风险，将考验两国决策者的智慧。期待中美在疫情之后加大公共外交力度，双方可以欢迎更多的企业、智库、学者、国会众议员、参议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加强互动互访，增进了解，促进共识。

（四）中美将保持相对密切的高层接触，人文交流将逐步恢复

在巴厘岛双边领导人会晤后，中美双方达成了双边高层领导人互访的共识，并已经着手开始安排互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年初将访问中国，也期待中美经贸、财经、气候变化、国防部等部级官员和各层级官员加大互访力度，中美官方也可通过电话、视频和社交媒体展开联系或者相互积极呼应。随着中国防疫政策的放宽，许多美国企业家和智库人士先后访华。这种开放和往来的热度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所少见的，会为中美关系升温做出贡献。在留学领域，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发布的2022年度《门户开放报告》，虽然2021-2022学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数量减少，但中国仍是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生源国，且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数有所增加，总人数超过本科生。这是自2015年来赴美留学的中国研究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对中国留学生仍有较高的吸引力。过去，中美经贸、商务、经济往来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实践发现，人文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压舱石，并不亚于经贸交流。应该加强中美全方位往来，包括经济、投资、贸易等领域，特别是人文、教育、旅游、文化、艺术、智库、二轨等各个方面的交流。

（五）中方可继续以经济朋友圈对冲美军事安全联盟打压

如上所述，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华采取了组建安全和军事联盟来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美国不断构建各种层次复杂的国际安全联盟，对中国持续施加相关压力，如北约东扩、五眼联盟吸引韩国参加、与英国澳大利亚组建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UKUS、与印日澳组建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与之相对应，中国则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的道德高地和制高点，加强、组建、申请参加了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安排，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与“联盟”来对冲美国的安全联盟，包括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亚投行在全球发展，加入全球最大区域自贸协定RCEP，申请加入CPTPP，申请加入DEPA，签署中欧自贸双边投资协定，加强中非合作论坛经济合作，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并越来越侧重经济合作，举办中阿高峰首脑论坛，加强中阿能源合作等。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底APEC峰会上还表示中方将在2023年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所有这些务实的具有实实在在的国际经济合作行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欢迎，有力遏制了逆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上占领了道德制高地，激发更多的国际经济合作需求，加大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合作，给国际带来新的希望，展现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新动能，而不是以保护主义还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还以单边主义。这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赢得更多的支持与尊重，中国用“经济朋友圈”战略对冲西方的“军事安全朋友圈”战略，受到世界的普遍欢迎，高低互见，成果会越发明显，可以是一个长远的战略。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布局，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朗之处。2023年双方仍将谨慎地开展互动和交流，双边贸易关系维持相对稳定，即使有起落，也更多与需求变化相关。在地缘政治方面双方仍将维持“存异”但难以“求同”的情况。而在部分全球治理领域，双方将作出一定的合作姿态，以维持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和存续。商界、学界和企业界等各界之间的交流会有效恢复，但其恢复状况将会受到政策和民意的较大影响。希望中美在2023年能够恢复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长期来看，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按照“20年周期论”论推演，认为两国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且很有可能会持续20年，但到2035年美中关系将开始向好。这种长期变化的最终结果既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也取决于各方对机会和局势的把控能力。对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将中美分歧与冲突管控在可控范围内并构建良性竞合关系，共同维护好一个持久和平繁荣的世界，是我们面临的时代命题。

二、乌克兰危机或进入谈判和冲突并存的阶段，危机引发的撕裂状态将会持续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在乌克兰东部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再次爆发。这次危机引发了地缘政治板块的巨大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和西方的空前对立。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经济当中占据的独特地位，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乌克兰危机对2022年的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干预、制裁，乌克兰方面的抵抗意志等原因，加上俄罗斯自身军事实力限制，双方冲突时间比各方在冲突之初预测延长，并在2023年持续。俄方虽然基本控制了乌克兰东部有分离倾向的两个州，并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大片领土，但俄军目前不再保持全面的进攻态势，损失惨重的乌军也无力对俄控区大举进攻。预计在未来一年，受到西方支持的乌军与俄军将继续对峙并持续发生规模不等的战斗。这一状况将成为常态。乌克兰主要工业区或是被俄方控制，或是接近俄方控制区，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

在经历了2022年底到2023年初的冬季僵持后，各方在冲突中难以维持更多的资源投入。2022年底，西方和俄乌均释放出考虑谈判的信号，有可能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作。乌克兰危机或进入谈判和冲突并存的阶段。如果国际社会介入得当，危机可能会进入“冻结”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危机在2023年将延续其影响，并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但其影响力正在逐渐被消化。

（一）地缘政治方面，乌克兰危机造成的撕裂状态仍会持续

美国主导的将全球化按照价值观划分阵营的趋势将延续，全球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全球治理机制基础遭遇动摇。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显著下降，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严重冲击。美国的影响力未出现明显衰退，对欧洲和日韩影响力增强。而中等力量国家将在平衡和缓冲地缘政治板块中发挥日益重要的杠杆作用。

（1）“极化”（polarization）是国际关系当中的术语。全球“极化”包括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等预测。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在全球形成了一个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反俄阵营，强化了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地位，从事实上推动了国际秩序中单极化的延续。

（2）乌克兰危机中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欧盟以及英国等经济体，其关键影响因素是俄罗斯的能源产品。由于缺乏足够廉价的能源，欧洲各国的工农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不仅可能推动欧洲经济在2023年陷入衰退，还将对欧洲的制造业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欧洲制造业中枢——德国。同时，廉价能源的缺乏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剧了通胀，抑制了消费，欧洲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最后，在政治方面，廉价能源的消失迫使欧洲国家重启煤炭消费，打乱了欧盟在气候领域方面的部署，削弱了欧盟在全球的道德影响力，对欧盟的国际信用也有所透支。

（3）美国凭借冷战以来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压倒性实力，依旧保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随着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欧洲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号召力和控制力将会更强。由此，美国为首的西方可能表现得更为团结，在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立场上将会更加一致。

（4）中等力量通过参与区域性国际政治或者经济组织影响国际秩序。许多中等力量在不同的区域或全球性机制中发挥作用或获利，如越南同时是东盟、CPTPP、RCEP和IPEF成员国。通过参加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安全组织，中等国家可以实现与大国更加平等的对话，并与其他国家形成合力，收获更多利益。乌克兰危机影响下，中等力量与这些区域性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之间的张力更为突出。在2023年，这一张力将持续发挥影响，东盟、CPTPP以及IPEF中的中等力量成员国，将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二）经济方面，乌克兰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

由于俄乌两国的经济、贸易体量和全球化的参与程度都有限，对全球投资、贸易和价值链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小，只能构成影响上述领域的变量之一。现代化大生产形成的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程度三大态势：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全球化、世界贸易三大板块、贸易流向格局和全球价值链将依旧保持。

从直接影响看，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不会直接带来全球经济的大幅收缩。但危机将使全球三大区域价值链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生调整。美欧两大价值链体系出现更加紧密的融合。

从价值链来看，乌克兰危机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体现在供应链的上端，并通过供应链逐次传导，逐渐实现缓冲。乌克兰危机本身并不能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走向，即大宗商品的溢价不能超越设计研发以及销售服务环节给产品生产带来的附加值。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生产过程中的中间端，即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的附加值上升，推动“微笑曲线”转向“彩虹曲线”。俄乌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并非强国和大国，乌克兰危机对这一趋势影响比较有限。

在2022年下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回落，尤其是原油价格回落至接近危机之前的区间。由于各个经济机构预测2023年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导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不旺，其定价出现下行。从这个意义而言，需求侧将重新成为大宗商品定价的主导因素，而乌克兰危机造成的供需错位对价格的影响暂时下降。但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压力既存在于需求侧也存在于供给侧，并有可能在2023年为全球粮食供应带来压力。

（三）中国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问题的五点立场，可通过推动与“中等力量”国家的合作劝谈促和，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化挑战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方阐述了对乌克兰问题的五点立场，既强调尊重和保障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也提出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支持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

中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有着较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两国均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同时，有大量从中国前往欧洲的中欧班列经过两国。中国同时还是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从两国进口大量大宗商品和农产品。推动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中国受到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小，也跟中国采取的正确立场和态度有关。未来一段时间，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相对于疫情、供应链安全和中美关系来说仍是次要的。重要的在于中国应如何维护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以在地缘政治和全球秩序中取得相对有利的位置。在这一问题上，寻求各种方式实现停火，推动乌克兰地区的和平，符合中国在这一地区乃至全球的长远利益。目前在联合国框架下调停的可能性在增加，中国可考虑在这一框架下推动构建“五常+欧盟+乌克兰”的P5+2的七方机制，可以借鉴中国举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做法，劝谈促和，在联合国框架下举办“七方会谈”以促成俄乌战争停火谈判，全面平衡解决21世纪以来最大的战争危机。

乌克兰危机以来，中国与众多“中等力量”国家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2022年，中国先后通过RCEP、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强化与中等力量国家的合作，并与海合会（GCC）及其成员国提升了合作关系。2023年，中国将继续通过上述合作机制，与正在崛起的中等力量国家及其多边合作组织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框架，包括加强与东盟国家、韩国和日本、拉美国家、非洲国家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战略纵深和更多的发展空间。2021~2022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从宏观上构建了一个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战略框架。通过多边主义，与众多的“中等力量”国家合作，将是落实这一全球化战略框架的重要步骤与方式。

三、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将继续调整，全球资本流动性将有所改善

2022年以来，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持续遭遇挑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俄罗斯展开了全面制裁，严重降低这一体系的信用。同时，由于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达国家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滥发货币，催生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美元实际价值下降。尽管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冲击下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大的韧性，货币政策稳健，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稳步提升。2022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整了特别提款权里的货币权重，人民币的权重由10.92%上升到了12.28%。2022年11月的G20峰会公报中提出“欢迎各国自愿转借特别提款权”，意味着未来SDR的货币权重可能还会出现调整。随着美联储加息逐渐退潮，2023年全球货币体系或将保持相对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不太可能超过2022年。

对于2023年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可能的趋势：

（一）全球货币体系将逐渐结束加息周期，但低利率时代难以归来

美元指数在2022年9月26日突破114高位后，创下百年来美元指数最大波动值，使全球资本流动出现异常变化。随着美国通胀增幅逐渐降低，这一货币体系的异常将会逐渐趋缓。由美联储七次加息425基点引发全球央行跟随加息的趋势逐渐平息，预计美元加息趋势将在2023年年中停止，全球资本流动性将有所改善。但由于供应链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发的通胀可能迫使全球各国央行将利率保持在现有高位，2008年以来的低利率局面已经结束。

（二）美元体系信用受到影响，但仍将是主导

美联储的加息过程突出了美元在当前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凸显了美元对全球强大的控制能力。但美元的信用因为美国决策者的滥用也受到了影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冻结了俄罗斯数千亿美元海外金融资产，这也直接动摇了以美元为主全球货币体系的信用体系。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其持有风险有所上升。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非盟国，例如中国等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可能会考虑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一些国家将根据自身需求减少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多元化配置其长期资产，以分散持有巨额美元资产所带来的可能风险。

在这一风险因素影响下，如何确定全球货币体系之锚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数字货币、大宗商品、黄金和收益率波动稳定的国债都一度被认为有可能补充美元信用损失造成的不足。但2022年年末非法定数字货币、大宗商品和黄金的价格都在强势美元影响下出现下跌，说明美元对全球影响力依旧，目前尚未出现可以作为各国货币之锚的美元替代品。

（三）受货币政策影响，全球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继续存在

2022年，除美元外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法定货币出现贬值，引发资本流出，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降低，出现债务危机。一些国家不得不向IMF请求纾困。尽管2023年美联储加息步伐有可能逐渐放缓，但美元强势态势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导致在过去几年中受到国际资本追捧或者外债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债务风险。

（四）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对美元走出了一波较强的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民币相对比较坚挺。2022年夏天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后，全球主要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远远小于欧元、日元、英镑相对美元的贬值幅度。这是在中国人民银行逆势降息、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加息的背景下发生的贬值，更加证明了人民币相对于非美元货币的坚挺。相比之下，至2022年底欧元对美元贬值幅度达11%，日元对美元贬值达到15%以上，引发了产业和资本流失及债务问题，并迫使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调整政策。

2022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一度跌破7.3。但2022年底，随着全球资本市场对美联储加息强度预期减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回7以内，全年贬值幅度为9.23%。市场在2023年普遍预期美元指数上升空间不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保持相对稳定，波动幅度将显著小于2022年的波动幅度。

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国际结算需求必然要求人民币具备更多的流动性，可能给人民币汇率更大的波幅，这将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形成资本有序流动、汇率相对稳定和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相对平衡，是人民币货币体系在2023年面临的挑战，也将是一个长期挑战。

（五）人民币等非美元货币的国际贸易结算将增加，但并不构成与美元体系的竞争关系

2021年中国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的战略。中国政府将会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双边层面，中国将会维系现有和推动新增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双边互换协议是稳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多边层面上，人民币将会借助现有多边机制平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RCEP、“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多边机制，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定的国际领域应用场景。此外，继续推进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亦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

此外，东盟等亚太国家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应用的主要伙伴，例如，RCEP成员国中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韩国和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未来将会遵循“双边-区域-全球”的路径，逐渐扩大其国际化程度。但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在2023年仍将是渐进性的。

在俄乌冲突导致美元武器化的情况下，人民币被赋予了一定的避险货币属性。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篮子，或者提升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份额。根据人民银行的相关数据，到2022年9月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相对于2016年人民币被纳入SDR前提升了一倍以上。

近年来，非美元货币结算平台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欧洲的支持贸易交流工具（INSTEX）等平台浮现，逐渐成为美元支付体系之外的补充。同时，少量大宗商品交易将以非美元货币计价和结算，这一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但它们并不能完全替代美元支付体系。主要是出于体系迁移成本、技术手段、市场需求和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去美元化并非现实选择。2022年，美元在全球货币支付份额仍接近40%，在外汇储备中占比接近60%，人民币在这两方面的数据均为3%上下。由于历史趋势的积累，目前尚无任何一种货币具有美元这样巨大的流动性。非美元货币不可能替代美元承担交易和储备功能，短期内更不会对美元构成有效的竞争。

不过，随着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新的全球贸易支付结算方式将因其更加高效和便捷的优势得到推广和应用。法定数字货币将在2023年在全球得以进一步引入。这一新货币形态将对全球货币体系构成何种影响，仍有待观察。

四、全球可能进入“滞胀”，中国期待将消费作为经济复苏和发展引擎

在2021年从新冠疫情冲击下实现迅速复苏后，全球经济走向在2022年出现了更多不确定性，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迷雾重重。2023年全球经济出现“滞胀”（stagflation），即经济发展停滞与通胀同时出现的可能性极大。“滞胀”具体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一）“滞胀”将导致2023年全球部分经济体陷入衰退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温和复苏状态。资源出口大国如中东能源国家、巴西、澳大利亚因主要市场需求不足可能出现遭遇一定增长困境。受到全球经济衰退影响，2023年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前景不明朗。

“滞胀”特指19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现象。由于出现两次能源危机，叠加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周期性危机，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导致西方主要经济体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诱发通货膨胀。同期的供应链紊乱以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价格上升推高了通胀程度，温和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胀失灵，迫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采取激进加息的措施，许多中小经济体本币贬值，债务风险迅速上升，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境地。2022年，世行、IMF多次下调了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2022年10月，世行对2023年的增长预测从当年6月预测的3%下调到了1.9%。

通货膨胀将严重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并拖累部分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步伐。伴随2022年的能源和大宗商品通货膨胀，通胀效果将会逐渐传导到消费端，引发全球性的生活消费品通胀。强势美元和供应链紊乱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通胀的上行。

（二）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和布局，引发新一轮产业调整

受到地缘政治、新冠疫情及由两者共同作用衍生的通胀影响，全球产业供应链调整加速。产业链变短，区域化状况日趋明显。亚太地区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进一步抬升。而受上游产品供应不足以及生产成本上升影响，欧洲产业链有向外迁移的趋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超级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分工体系构建完成，跨国公司按照要素禀赋全球布局。全球供应链基本形成了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核心的供应网络。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这一稳定体系中，中国主要负责中低端产品制造，美国负责科技研发，德国则负责高端产品制造。过去20年中也出现一部分相对较为明显，但也相对次要的供应链转移现象，例如在东亚经济圈内，日本国内产业持续外流；在北美自贸区里，墨西哥承接了部分美国产业。

但是，受过去几年要素调整、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影响，叠加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两重因素，一部分传统低端产业如纺织轻工业等也开始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以及孟加拉和印度等南亚国家。而在乌克兰危机影响下，欧洲产业链出现重组。化工、汽车、精密机械制造等产业部分从中欧转移到能源保障更为稳定的伊比利亚半岛，一部分产业则转移到欧洲之外。这一进程在2022年开始，并在2023年继续延续。受到美国政策影响，一些半导体企业倾向在美国投资设厂，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有部分向美国迁移的迹象。

全球价值链变化趋势明显。产业上游，即能源、大宗商品、原材料附加值上升，智能化和数字化浪潮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逐渐拉平。受此影响，全球价值链三大参与节点的欧洲，因其在研发和制造领域相对弱于美国，并被中国和韩国等迎头赶上，在数字化浪潮下竞争力将有所下降。

（三）区域合作机制获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方式

经济全球化在2023年将呈现更复杂的态势，全球化与区域化交错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就服务贸易、数字经济治理形成更多的诸边共识，同时，既有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得到进一步强化。除CPTPP、RCEP等近期生效的自贸协定将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外，其余一些区域合作机制也在经济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原来经济合作色彩不够浓厚的区域合作机制也正在转向经济合作，例如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发起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有转向经济合作的态势。

与美国试图打造“经济北约”的做法对应，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加入，部分拉美国家也表示出了加入这些合作机制的意愿。2022年，上合组织实现了第二轮扩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启动了相关扩员程序。2022年9月，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发表的宣言中提出：“成员国主张开展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为促进贸易和投资创造便利条件，逐步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这意味着上合组织由一个安全合作机制向全方位多边合作机制的深入转变。

但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非在全部意义上构成与IPEF、CPTPP等经济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全球经济地图尽管有些碎片化，但不会出现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的状态。“你中有我”的交织综合态势将会延续。一部分国家既是金砖国家、RCEP或上合组织成员国，同时也是CPTPP、IPEF成员国。这一趋势显示出多边区域经济合作的复杂程度和各国利用区域合作机制推进经济发展的决心。经济合作对话的不断出现和蓬勃发展，体现出在不确定性大增的时代，各个经济体更加坚定了“抱团取暖”的决心。而这或许是“超级全球化”结束之后，另一种新的全球化方式。

（四）中国经济探底回升，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稳步提升

中国经济受“滞胀”影响程度较低，消费有望带动经济实现较为乐观的增长。2022年中国平均通胀涨幅程度不高。因为消费受疫情影响被压制，服务业受到较为严重影响。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为2023年发展预留了恢复空间。随着国内市场流通秩序逐渐恢复，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2年底，各个国际金融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较为乐观的预测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5%以上。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地位将稳步提升。在产业链领域，尽管部分产业受贸易战和要素禀赋变化影响撤出中国，但由于中国市场庞大，产业链配套设施完善，中国实际上仍牢牢维持了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随着新能源汽车出现井喷式发展，全球汽车制造产业链正在经历重塑，中国正在上升为新的汽车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一环。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这一现实得到进一步夯实。不过，应该注意到，大型跨国公司为确保安全，已开始寻求构建“中国+1”的供应链体系，即既在中国投资设厂，亦将部分产能布局于全球。这一策略将可能分流一部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在价值链方面，由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加速正在展现出积极效果。世界经济论坛在2022年评定的全球103家数字化制造“灯塔工厂”中，中国工厂占据了37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1名，而在2012年这一排名为第34名。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步提升。

中国将进一步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2021年9月中国正式提交申请加入CPTPP；2022年年初RCEP正式启动，中国是率先批准RCEP协定的成员国；2022年中国成立加入DEPA工作组，并在该年度的世贸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上推动了《MC12成果文件》发布。中国的努力在2023年将会继续持续。随着2023年英国可能成为首个获准加入CPTPP的新成员国，CPTPP将开启扩员大门。届时中国加入CPTPP的谈判进程可能会启动，但也不应低估其中的政治障碍。同时，中国还会致力于推动其他区域合作体制在经济方面更加深入的发展，其中包括并不限于本报告多次提到的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旗下的双边以及多边合作机制和多个中国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对话机制。

五、“一带一路”十周年后进入新发展阶段，更突出“多边性”和共商共建共享国际合作

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十周年。在最早的构建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落地无经验可借鉴，处于摸索阶段。随着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2016年中欧班列大规模投入运行，“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在标准化、机制化等方面形成具体的行为实践。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在党的十九大上写入党章。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朝着高质量发展。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一带一路”建设借用数字经济的非接触性体现出了发展韧性。2021年，“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数据出现全面反弹，恢复了发展态势。

经过十年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具备了连续性、一致性和强大的韧性，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纳，具备了可分析预测的属性。作为一项具体的行动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孵化出内生动力，并将在2023年迎来新阶段，出现新动向。党的十九大中提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在二十大中，这一目标变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关键词，是主导“一带一路”在2023年发展的主要思路。受此影响，2023年的“一带一路”发展或将呈现出以下动向。

（一）“一带一路”将持续有效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和发展

“一带一路”主要从经济、贸易和投资方面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基础设施联通。“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经贸关系的促进效果明显，这表现在该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地区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占比逐年上升。2014年，“一带一路”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为26.1%，并呈逐年上升态势。到2022年上半年，这一占比为上升至31.8%。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存量从2014年的924.6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2138.4亿美元。2014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新签承包工程总额850.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为641.2亿美元，在2022年前十个月这两个数据为852.9亿美元和641.7亿美元，多年保持在高位，促进了一大批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电力设施项目的开通和投产。中老铁路、蒙内铁路、孟加拉帕德玛大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成为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2023年，雅万高铁、尼泊尔博克拉国际机场等项目先后投入使用，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诞生十年来的标志性项目行列。“一带一路”大批项目建设与经贸发展之间已经形成良性反馈和互动。例如，中老铁路的建成将有效推动老挝经济发展，也将促进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展，为中国西南经济注入发展动能。2023年，这种良性循环随着更多项目与协议的达成而加速。

“一带一路”与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开始形成有效的相互促进和联动。“一带一路”在最初几年发展中，多以相关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以政府间合作带动多层次全面合作的方式展开。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已经与150个国家和32个国家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双边色彩更为浓厚。2022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逐渐与区域合作机制之间形成耦合，多边色彩愈加浓厚。例如，多数RCEP成员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一带一路”与RCEP的相互嵌套，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贸易关系快速增长、合作方式创新的重要渠道，确保了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后，双边经贸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增长。2022年前11个月，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了15.5%，远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这成为“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机制联动的案例之一。

（二）“一带一路”的共建或将突出更多共商共享“多边性”

“一带一路”是为了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和平、发展、治理三大赤字和困境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其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在政治上互信、在经济上融合、在文化上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全球化视角看，作为中国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尝试，“一带一路”倡议无论是倡议设置还是理念都是多边的。

受上述联动与耦合影响，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际机制的复合程度将加深。这种复合或将更多地出现在中国与海湾国家、中国与非洲国家和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如上文提及，上合组织将可能由安全合作机制转向为安全—经济双重合作机制，其与“一带一路”将形成某种形式的经济交互关系，进而推进“一带一路”项目以多边合作的形式落地。同理，APEC、金砖国家、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均有可能承担类似功能。这一类型的“多边性”在于更加综合和深入地形成“一带一路”合作网络，在此前形成的“政府引导、企业跟进、市场运作”基础上，有效提升社会各层面的合作自发性，降低“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成本。

为了更好的体现“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性，“一带一路”可以在新的十年起始时考虑设立一个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加的“一带一路”国际指导委员会，借鉴中国和东盟10国建立的中国东盟中心做法，成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秘书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也可以一年在中国、一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轮流举办。还可以组建“一带一路”跨国企业联盟，加大国际企业间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等。

（三）地缘政治因素将推动“一带一路”在特定区域和特定领域的多方合作

2022年的地缘政治变化并未对“一带一路”落地产生较多负面影响，可见“一带一路”的合理性与韧性。例如，乌克兰危机对中欧班列基本上没有产生太大冲击，2022年开行的中欧班列达1.6万列，发送160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9%、10%，充分发挥了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同时，如同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推动东盟上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样，乌克兰危机推动了中俄贸易增长，2022年前三季度，中俄贸易同比增长了32.5%。这说明“一带一路”适应全球市场与需求，可以对冲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冲击。“一带一路”这种适应性与韧性将在2023年得到延续。一部分经贸结构被地缘政治深刻影响的区域，将继续转向寻求与“一带一路”更加深刻的多边合作。类似情况也将出现在大宗商品和高科技产品领域。

2023年若干发展中国家可能迎来债务危机或给“一带一路”落地带来挑战。目前这一债务危机已被形容为“债务陷阱”，并被一些媒体归咎于“一带一路”影响。实际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中占比并不算高。例如2022年发生危机的斯里兰卡，中国债权仅占其债务结构10%左右，与日本相当，低于亚洲开发银行的占比（13%）。应对可能的挑战，中国可通过与亚投行、亚开行与IMF和世行等全球金融机构合作，积极参与到共同纾缓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进程中，从而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资金融通”工作的落实。

（四）“一带一路”可与“B3W”和“全球门户”等倡议共存，并存在合作可能性

2021年，美国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欧盟提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这两个计划同一年提出并非偶然。发达国家在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就陆续提出很多类似的互联互通项目，包括2015年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印日的“亚非增长走廊”构想、2018年欧盟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2019年美日澳的“蓝点网络”计划等。美国和欧盟提出的“B3W”和“全球门户”两大倡议实际上是全球最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化趋势变化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2023年，不管是B3W还是“全球门户”计划，其主要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生和教育发展。尽管B3W和“全球门户”带有较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中方可以占据主动和道德高地，呼吁其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差距都具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B3W和“全球门户”本身议程设置上与“一带一路”的设置并非完全一致。B3W和“全球门户”更加强调数字经济、新能源和环保等理念，强调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一带一路”则以促进贸易、投资、金融和流通为出发点，更加关注经济的整体合作与发展。这些不同决定了B3W和“全球门户”等西方倡议并不会在所有层面与“一带一路”展开全面竞争，各自发力的层次也有所差异。

在这一前提下，强调“共商共享共建”的“一带一路”是否能与“B3W”和“全球门户”等倡议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以取长补短，弥补阙漏？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固然是一个友好选择，但对“一带一路”也未尝不是新发展方向。在2010年代，中国曾与部分西方国家签署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并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只要国际合作机制依旧存在，相关尝试与经验或将成为“一带一路”与其他倡议的重要指引。

最后还可以考虑由亚投行牵头组建一个国际基础设施发展银行联盟，邀请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美洲发展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发展银行参加，对“一带一路”项目、B3W和“全球门户”等项目开展合作贷款，举行国际项目竞争招标，保持项目贷款透明，发包公正，给各国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利益。

六、国民党中期选举获胜，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及各领域融合迎来新发展

2022年，祖国大陆保持了高度战略定力、展现充分战略耐心，为稳定台海局势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这些策略和战略耐心将在2023年继续推动台海局势的稳定。同时，两岸统一大势仍不可阻挡地进行。

2022年台海局势的变化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2年访问台湾引发了海峡局势紧张，民进党当局也加紧倚美抗中进一步推升台海紧张局势，大陆予以了坚决反制；另一方面，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泛，互动往来日益密切，给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充分说明两岸和则两利、合则双赢。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仍是大陆的基本方针。

展望2023年，美国高级政客会否再度访问台湾是地区局势激化的重大不确定性。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密切两岸交流合作，拉紧两岸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是造福两岸同胞的康庄大道，也是大势所趋。

（一）大陆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两岸经贸融合日益紧密，有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近年来，大陆对台措施更为灵活，除了一贯的经贸措施，在民生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措施，不断开放大小三通，以赢得民心。大陆实行卡式台胞证，实现福建向金门供水，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持续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两岸贸易和台商对大陆投资显著增长。2011年两岸贸易额为1600.3亿美元，2021年两岸贸易额增至3283.4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番。截至2011年，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85772个，到2021年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达到124142个，十年间增长44.7%。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商岛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

十年来，两岸人员往来和各界交流持续扩大。海峡论坛、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海峡青年论坛等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成功举办，保持了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发展态势。2011年两岸人员往来710万人次，其中台湾同胞来大陆526万人次；2019年两岸人员往来约900万人次，其中台湾同胞来大陆超过600万人次。在大陆经常定居的台湾同胞有200万，台湾也有几十万来自大陆的新娘。近3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线上交流成为两岸同胞交流互动的主要形式，台湾各界实际参与人数和线上可及人数屡创新高。随着海峡两岸经济融合不断深入，两岸的交往将给台湾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台湾享受背靠祖国大发展的机遇和红利，想分开也很难。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交流，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必将会成为两岸交流的主流。

（二）虽然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活动可能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构成挑战，但国民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表明台湾民意更倾向“求和平、求稳定、过好日子”

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中方认为这是台美勾连的严重升级，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害，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严重违背，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是美国对中国作出严肃政治承诺的背信弃义，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对此给予严厉谴责和强烈抗议，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反制行动。2023年，如美方高级官员特别是换届后的立法机构领导人物是否会再次访问台湾，将再次挑战台海和平，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2018年，蔡英文第一届任期中，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大胜；蔡英文第二届任期选举时，恰逢香港修例风波，民进党因此兴风作浪，在岛内制造恐怖效应，蔡英文赢得连任。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民进党当局加紧倚美抗中进一步推升台海紧张局势，台湾民众对台海爆发战争的担忧与日俱增。民进党一方面加大从美购买武器，同时准备在台湾延长义务兵役，广大民众包括中间选民、甚至部分浅绿选民都担心台湾变成“亚洲乌克兰”，一时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广为流传，成为台湾民众的心理认知，民进党的年轻选票也因此而流失。在11月26日的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里，国民党拿到大部分县市位置，民进党惨败只得5席，其力推的所谓“18岁公民权修宪案复决权”公投未能过关，蔡英文辞也去了民进党主席职务。结果表明，两岸对抗绝非民之所愿，“求和平、求稳定、要过好日子”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承认“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也获得更多信任资本。

（三）经济融合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要和平不要冲突、要发展不要停滞、要交流不要隔绝，一直是两岸同胞的民意。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取得大胜，两岸民间呼吁恢复“小三通”声音高涨，以及有200万台湾人经常在大陆经商工作等，均表明台湾民众希望与大陆保持和平交流往来的愿望。这也说明通过推动经济融合、文化交流是促进和平统一的非常好的方向。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未来，大陆可以更多地采取经济怀柔政策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随着大陆防疫政策的放开，出入境政策的放宽，两岸之间的旅游、留学、就业、创业等个人往来、经济往来活动将进一步加强，从而促进经济融合并推进和平统一进程。

七、混合经济彰显韧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稳步推进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中国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是由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和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组成的，同时还包括拥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合资、合作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形成了稳定的大三角支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发展路径。

在中国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都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且不可或缺。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于稳定经济、科技创新和保障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有“5678”之称，即民营企业用近40%的资源，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外资企业占比不到全国企业总数的3%，带动了约4000万人的就业，创造了中国2/5的对外贸易、1/6的税收收入和近1/10的城镇就业，是中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贡献者。

国有企业在中国成为国计民生的一直重要支撑力量。不管是航空航天，还是建设世界先进的中国基础设施，或是提供保障国民经济的公共产品、抗击疫情、保障社会稳定，国有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能够坚持不懈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众多国企参与对口扶贫。过去40多年中国减贫8.5亿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70%，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混合经济再度彰显优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2021和2022年全球GDP增速分别为-3.1%、6.1%和3.2%(预测)，三年年均为2.0%。中国是2020年全球首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及2022年也均保持了稳健发展。2020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3%，中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国际领先，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经济总量突破110万亿元。2022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稳中求进，持续巩固回升态势。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也体现了中国混合经济的成功。

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22年中央经济会议也提出了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2022年底,主要国际机构和组织频频示警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2023年将放缓至2.2％；世界银行预测，随着一些主要央行相继提高利率应对高通胀，2023年世界可能走向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7％，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在2022年或2023年将出现经济萎缩。世界经济低迷之下，中国经济2023年探底回升将提振世界经济增长信心，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

在此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也将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下持续发力，危中寻机，在深化改革和寻求合作中实现自身发展与中国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国有企业重要作用持续凸显，国企改革将进一步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资国企工作，谋划部署推动国有企业改革。2013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引入各类社会资本超过2.5万亿元，目前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了70%和54%，一大批企业以混促改，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深度转换机制，活力和效力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仍然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下，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对于中国经济稳定及创新发展十分关键。继2022年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后，2023年国资委提出将突出重点攻坚克难，乘势而上组织开展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政策助力纾困解难

中国中小微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近10年来，从深化“放管服”改革到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再到出台《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据统计，2012至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新冠疫情持续三年来大量中小微企业陷入困局，疫情防控放开后帮助民营企业摆脱困境、恢复活力也成为保民生、稳就业、促发展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主席强调“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2022年来，各部门密集出台民营企业纾困政策。2022年5月，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从财政、货币金融、稳投资促消费等六个方面33项措施为民营企业送去“及时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随后，多地表态将以实际行动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三）外资企业看好中国经济前景，来华投资热将继续上演

2022年底中国主动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受到了外资企业和在华外国商协会的普遍欢迎。2022年年底到2023年年初，外资机构纷纷发布了对中国2023年的经济预测，其中提到最多的关键词便是“反弹”和“提升”，众多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经济活动的反弹将比预期更“猛烈”。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给在华外资企业带来丰厚利润，不断深化制度性对外开放及寻求加入高标准的经贸协议，也进一步提振了2023年的市场预期和全球企业的信心。二十大报告强调，将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并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2023年，跨国企业仍将中国视为重要投资目的地，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更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与中国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丰富且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及相对完善的资源禀赋等有关，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混合经济体的成功。二十大召开后，中国踏上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混合经济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将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不断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与繁荣。

八、中国国际旅游与国际留学将大幅恢复，推动中外关系理解沟通新发展

过去三年，国际旅游与国际留学等传统国际人文交流形式受到重创，新的在线交流方式广为流行。但是，线上交流无法全部替代传统的人文交流方式。2023年，随着中国防疫局面进入新阶段，国际旅游和国际留学都将迎来强劲复苏，人文交流将发挥压舱石作用。

（一）国际旅游将强劲复苏，将成为增进国际理解的重要路径

过去三年，全球旅游业逐步从新冠疫情冲击中恢复。根据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相关数据，2019年，旅游业带动的新增就业占全球新增就业的1/4，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球就业岗位的10.3%，产生的GDP占全球GDP的10.3%；国际游客消费达1.8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6.8%。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旅游行业损失近 4.9 万亿美元，对全球 GDP 的贡献同比下降50.4%。尽管2021年全球旅行和旅游业开始复苏，但受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各国不一致的防疫政策以及边界限制的影响，全球旅游总人次（66.0亿人次）和全球旅游总收入（3.3万亿美元）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53.7%和 55.9%。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取消出入境限制，受压抑的强劲旅行需求不断释放，全球出境旅行预计在2023年底逐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90%以上。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2022年1月的入境人数比2019年的水平低64%，到9月这一数据已降为27%。据估计，2022年前9个月，全球有7亿游客出国旅行，同比增长133%，达到2019年的63%；仅在2022年第三季度就有3.4亿国际游客出行，约占2022年前9个月总数的一半，预示着国际旅游正在加速恢复。欧洲引领国际旅游业复苏，2022年前三个季度迎来了4.77亿国际游客，同比增长126%，达到了疫情前水平的81%，第三季度入境人数达到了2019年的近90%。2022年前9个月，中东的国际入境人数同比增长225%，恢复至疫情前的77%；非洲和美洲也实现了强劲增长，分别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63%和66%；亚太地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230%，但仍比2019年低83%。随着日本和中国在2022年底相继取消入境限制，2023年亚太地区入境人数将大幅反弹。受到防疫政策限制的出行需求得到释放。但是，经济下行压力将成为全球出行需求中不确定因素，可能使需求端的复苏出现起伏，2023年出境旅行将难以全面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二）国际留学生将恢复甚至超越疫情前水平，全球人文交流更多元

据联合国相关数据，过去20年，全球学生跨国流动人数从2000年的208.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636.2万人，增长了2倍。虽然经历全球疫情及地缘政治危机，过去三年全球国际留学生总体上保持较高的流动性，预计2023年国际留学生人数将恢复甚至超越2019年的水平。

国际学生主要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英国等教育大国，但来源国和目的国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依然是第一大留学目的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紧随其后。2020-2021学年，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欧洲国家接收国际学生数量较2019-2020学年仍有所增加，这也使得英国、法国、德国等接收国际学生的份额有所增加。根据《2022门户开放报告》，2021-2022学年，留学美国留学人数相较2020-2021年有回升，美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国际学生超过94.8万人，恢复到2014-2015学年的水平，达到2019-2020学年的88.2%。中国仍然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印度、越南等国家海外留学增长迅猛。2020年中国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学生共108.8万人，以超过第二名印度57.4万人的数量稳居全球首位。2016-2020年，印度出国留学人数增长最快，五年间增长了69%。2021-2022年，印度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出国留学人数快速增长，在部分国家的留学人数已接近甚至超过中国。

根据2021-2022年度数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主要留学目的国接收的国际学生人数都呈现增长态势。中国作为这些国家的首要或主要国际学生来源国，随着防疫管控措施的放开，2023年中国赴这些国家留学的人数将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

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留学生将依然主要从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但目的国和来源国都更加多元。例如，中国出国留学生前五大留学目的国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86%。随着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变化，尤其受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发展趋向。未来，有留学计划的中国学生有可能将目光投向留学环境及签证政策更为友好的地区，留学需求有可能向欧洲和亚洲地区转移。

国际留学生留学专业依然集中在STEM领域，社科、人文、艺术等领域国际留学生也持续增加。据ETS相关数据，研究生阶段国际学生当中，生命科学、工程学和物理科学是最受欢迎的前三类研究生专业，而选择商科、法律等实用性社科专业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2》，在2015年到2020年间，全球范围内计划攻读商科和法学研究生的考生人数略有增加。在2020-2021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中有半数以上（50.4%）计划攻读STEM专业，而在加拿大，这一比例超过40%；在德国，这一比例接近60%。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等领域的留学生目前呈增长趋势。

国际留学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和人文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去往目的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往往能对目的国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2018年度，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7亿美元，提供了46万份工作；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贡献仍达到320亿美元。2018年，加拿大的国际学生为加拿大经济贡献了223 亿美元。2018-2019年，英国接待国际学生所带来的净经济效益达259亿英镑。同时，国际留学生为英国带来了206,600个全职岗位和108亿英镑的出口收入。除学费贡献、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消费与支出，留学生也为目的国带来了创新与研发方面的贡献。在美国市值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中，四分之一的创始人是国际学生。在加拿大，每四家加拿大中小型企业中，就有一家由移民或原国际学生拥有或经营。2023年，随着国际留学生人数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国际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经济贡献也将恢复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因为留学生在人文交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对留学目的国在经济上做出的相关贡献，美国等国家依然欢迎国际学生入学，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增加转圜的机会。在CCG专家团2022年夏季在美国走访相关智库期间，无论是持有何种立场的智库研究者，均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到来。实际上，随着疫情管控的放松，留学目的国的国际学生数量普遍开始恢复，中国也放宽了因疫情对留学生来华留学的签证和防疫措施。国际学生的增加以及在各国、各专业领域的扩散，使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内的人文交流更为深入广泛，而国际留学生在全球人文交流中的地位也将迅速提升。

（三）国际旅游与国际留学的人文交流压舱石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和润滑剂，在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在成为世界和平稳定新的压舱石。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过去三年，在疫情长时间阻断人员交流的情况下，隔阂误解不断增加，国际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旅游、国际留学是消除隔阂误解、打破偏见、增进国际理解的有效途径。2019年，中国出境人数达1.69亿人次，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38亿美元；而据世行统计，2018年，中国居民国际旅游支出达到2773亿美元，占世界旅游总支出的18%，形成了中国非常重要的软实力。这将对地缘政治将产生影响，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将逐步被打破，对中国的看法也将恢复多元化。2023年，随着中国入境隔离、签证政策的放宽，出境旅行将激增，出境游和海外投资需求将得到释放。虽然短期内难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将会实现显著恢复，这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留学人员是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第一大留学来源国，留学人员作为国家形象的载体是天然的“民间外交官”，是中国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和重要使者，对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可发挥重要作用。2023年，中国海外留学及来华留学人数都将得到大幅恢复，对于校准西方的中国认知，帮助国际公众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减少双方误读，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将大有裨益。

九、全球数字经济治理逐渐板块化，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

数字经济目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日益提升，新冠疫情又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18年47个国家（含20个发达国家和27个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0.2%，到2021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45%，同期中国占比为39.8%。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同时也制造出新的议题，其一是全球数字治理正在日益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优先议程；其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鸿沟不断扩大。2021年47个国家中的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达55.7%，几乎是发展中国家占比的两倍。

2023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将维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中国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随着过去两年数字经济监管与合作的强化，区域数字经济监管与合作将在全球形成若干板块，形成“自下而上”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监管合作体系建立的新态势。中国在推动这一全球监管与合作体系当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体现在2022年中国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启动谈判进程，以及这一年中国与其他各国在推动MC12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探索等方面。

（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重构全球经济发展形态

数字经济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价值。新的产业链供应商，如传感器供应商、云平台服务提供商、软件开发商等将融入制造业产业链当中。同时，制造业的流程和环节发生改变，进而带动技术经济发展范式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也将出现调整。创新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新产品、新服务不断出现，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均出现迅速上升。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形态，需要跟各领域具体应用场景结合，以有效地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增加值。就这一意义而言，数字经济建立在数字技术与各行业的广泛结合之上，以发掘新的增加值，进而改变产品制造和服务过程中的价值分配。随着云服务、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介入更多生产和流通场景，价值链中的品牌和服务附加值率先提升，进而提升了生产端附加值。这一趋势在2023年表现日益明显。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提升作用在2023年也将会进一步凸显。换言之，制造业在2023年将加速其数字化转型，以迭代实现挖潜增效。

数字经济在服务贸易中体现出更高渗透率。服务贸易近年来在全球发展迅速，出现了货物贸易服务化态势。作为服务贸易发展重要驱动力量的数字技术，在近年来有加速推动服务贸易以及服务业发展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的隔离和封锁措施，使人们更加习惯于通过线上展开消费活动，“数字化生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率提高。数字服务新场景不断出现，从需求端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过去10年，全球通过数字形式交付的服务出口额年均增速达到7%～8%，全球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已经从2011年的48%上升到2021年的63.6%。2023年这一趋势仍会持续。

（二）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格局由“碎片化”到“板块化”

因为数字经济在各国发展存在较大不平衡，数字经济治理在WTO框架下发展缓慢。目前WTO还没有关于数字贸易的综合性协定。这方面更多以发达经济体牵头，形成诸边共识，以推动WTO部分成员国形成共同数字协议板块。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治理方式分为三种：美国强调数据的自由流动，欧洲强调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国强调数据主权。出现治理上的不同模式原因在于各方的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业发展上的程度不一致。

在这一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先后出台了数字经济治理法案，并在双边和多边区域自贸协定中率先适用。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领先一步，在过去几年陆续生效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美墨加协定》（USMCA）等协定，美国与日本在2019年签署了《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美国还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七国集团（G7）及其他区域或全球主要治理机制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美国与欧盟之间就数字经济治理的协同不断加强。受发展程度和谈判难度制约，《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尚无专门针对数字经济治理的条款，仅在电子商务方面有相关条款。

在这些因素推动下，2023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发展或将表现出以下趋势：

1.在WTO框架下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将从碎片化状态过渡到板块化状态。

G20、G7和WTO等全球治理机制将以诸边共识为基础，逐渐形成若干板块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2022年6月日内瓦MC12达成的《电子商务的工作计划》是这一进程的初步重要成就。在各个区域合作机制中也将会出现新的数字治理机制，带来规制复杂、内容重叠和操作复杂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亟须理顺和统一。不过，各个重要经济区域之间以自贸协定或类似合作机制为基础，将逐渐形成若干大型板块，特别表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上。

2.建立全球性数字经济治理框架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三大数字经济体中，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监管与合作将进一步通过已存在的合作框架逐渐合流，并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产生挤压影响，进一步提升中美欧以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博弈程度。例如，美欧之间将在监管大型互联网平台方面形成共识，此举对在欧洲市场开展业务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及数字科技企业提出新的合规要求。在2021年到2022年，拜登政府致力于在各个区域经济体之间构建更加紧密的数字经济合作网络或者机制，影响力较大的是IPEF，数字经济被列为其四大支柱之一。

2022年年底欧盟签署《欧洲数字权利和原则宣言》。这一宣言带有浓厚的价值观色彩。这一新动向意味着在WTO框架下，各方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共识，数字经济有可能会制造新的贸易壁垒。例如，数字服务税已成为各方博弈的新领域。欧盟在2018年提出来的这一税收概念一度引起美欧之间数字服务贸易争端，也使建立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框架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2023年的WTO是否会有所作为，在此前达成的电子商务工作计划上更近一步，值得关注。是否会形成全球专门的数字治理体系，也将成为关注重点。

3.数字标准之争将成为焦点。

这一标准不仅仅是5G通讯标准之争，也将体现在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即6G之争上。同时，各经济体将会把治理和监管的重点集中在反垄断、数据安全等领域，以期在这一领域行动动态平衡的监管和治理体系。

（三）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推动贸易便利化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国有众多的参与渠道和平台，包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多方举行数字经济合作对话等。“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此外，中国在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获得了一些国家的支持。

综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方面可侧重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从WTO到DEPA层面，利用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进展，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潜力。2022年8月中国成立加入DEPA工作组，全面推进中国加入DEPA的谈判，成为中国加快与DEPA数字治理规则对接的里程碑；其二是倡导理念，以2020年中国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出发点，与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签署各种数据安全合作倡议，例如中国分别与阿盟和东盟发表了《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类似的理念倡议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出现。

在2023年，如果中国能够在DEPA和CPTPP上加速或启动谈判，将释放出中国积极拥抱区域数字治理体系规则和理念的信号。但“拥抱”的进展取决于中国自身数字经济的实力变化、技术的发展和相关规则的可操作性，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与全球各个数字经济治理板块产生新的互动，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曲折前行，区域合作机制将会体现出更高效的行动能力

“气候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是一个非典型的全球议题。其启动和成型进程是自下而上的，由非政府组织、科学界和社会各阶层联动而成。在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气候变化”才逐渐被纳入政府间合作轨道，并长期呈现出民间和政府间“双轨制”的特色。近年来，单一国家及国际合作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比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活跃和积极。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达成《巴黎协定》，确定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这是气候变化议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协定。强化了政府间合作和政府决策的色彩。但全球各方纠结于资金来源、责任分配、历史数据等问题，同时地缘政治变化也干扰了相互协作，全球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推进并未提速。2022年，在埃及举行的COP27气候峰会未能取得显著进展，部分欧洲国家重启煤电，“碳税”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而建贸易壁垒之实，都显示出气候变化背后利益博弈的复杂程度。

2023年，气候变化议题的“双轨制”将依旧存续，但重心将继续微调，联合国依旧在气候变化话题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单一国家以及区域合作机制将会体现出更高效的行动能力；以绿色、可持续产业为重心的国际经贸结构形成，同时在全球减碳目标背后形成新的经贸、技术与发展权竞争；中国将进一步探索减缓与适应的政策体系，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将成为提升气候治理领导力的发力点。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包括清洁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水电等领域引领全球，可以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既有进展也有挫折，诸边共识或将起推动作用

整体而言，《巴黎协定》以缓慢但坚定的步伐得以推进。2018年COP24通过了巴黎协定的规则手册，完善实施细节，在2021年的COP26上对细节加以完善，设定了具体承诺。气候变化作为全球共识的基础已经非常牢固。到2022年底，共有195个缔约方签署、192个缔约方批准了《巴黎协定》。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一议程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进展的艰难程度远超乎想象。资金、责任和议程的优先性，是气候变化议程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尽管COP27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且多方视其为COP27“唯一成果”，但在资金来源上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这一问题将延续到2023年的COP28。具体的争议还包括发达国家如何兑现资金承诺的问题，并由类似话题衍生出更多争议，例如欧盟的“碳税”、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等。这一切使各方在具体操作上难以达成一致。这也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过于分散的利益诉求使“全体一致”的共识难以形成。

由此可能出现气候变化领域的“诸边共识”。例如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在协调立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一部分西方媒体认为，尼日利亚、加纳、巴巴多斯等南方国家（the Global South）在COP27的全球能源转型议题上发挥了全球领导力。此外，类似的诸边合作或对话机制还包括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除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77国集团加中国、非洲集团、小岛国联盟（AOSIS）、欧佩克等。这种由利益接近的共同体组成的诸边集团聚合程度松散，将在2023年诸多气候变化议题中争取更多国家的共鸣和支持，在相关议程方案上实现合纵连横，成为全球治理机制中的议事常态。

最后，“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治理的公共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例如，拜登在2021年就任总统伊始，就发布相关行政令提出，将应对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目前包括以化石能源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中东国家也或多或少提出了本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在2023年，这一趋势将继续深化，并形成日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贸结构继续形成，但新课题和新挑战也在不断出现

《巴黎协定》确定了国家自主贡献（NDC）机制，各国以自主决定的方式确定其气候目标和行动。这一机制促进了各国将本国气候目标及行动与经济发展结合。受此影响，首当其冲的能源领域出现了绿色革命，进而延伸到汽车、材料乃至金融领域，基本覆盖了经济发展主要层面。实际上气候变化与数字技术一起，正在重新构建全球经贸格局。典型例子是2022年1-11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不含普通混动车）销量同比增长67%，传统的汽车进口大国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生产大国。2021年全球在低碳能源技术上的投资同比增长27%。2022年可再生能源的资本投资（4940亿美元）则首次超过了上游油气行业的投资（4460亿美元）。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绿色国际经贸体系和制造体系正在成型。

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案，并将经济发展纳入综合考量。2022年美国通过了《削减通胀法案》，其实质是通过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发展；欧盟则在2021年通过了《欧洲气候法案》，其成员国也各自出台了本国的气候变化法案。相对于《欧洲气候法案》设定减排目标并将减排制度化，美国的法案经济意味更重，主要将行动落实在促进新能源的研发与应用。不过，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由于该法案对电动汽车予以高额补贴，引发了欧盟的不满。而正在酝酿的《清洁竞争法》，则有可能成为美国推出“碳税”的立法基础。2022年底，欧盟推出了全球首个“碳边境税”。但“碳税”是否违反WTO规则，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国际争议。上述情况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在“气候变化”的大旗下为谋取诸多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也说明了气候变化给国际经贸领域带来了新的课题，“气候保护主义”浮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博弈正愈来愈带有政治色彩，例如，2022年美国和欧盟均以“强迫劳动”为由限制中国光伏企业准入。在2023年，类似的博弈将会出现在政治、经济等层面继续发展和深化。欧盟“碳税”将在2023年10月试运行。作为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欧盟贸易不可避免受到冲击。

（三）中国将继续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设定了碳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构建完成了“1+N”政策体系。“1”是指顶层设计指导意见统领，“N”是各行业、各领域分别的政策措施。2021年，中国在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建成了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

2023年，中国在上述领域仍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同时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将保持开放态度。一方面中国继续通过国际贸易和“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向全球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服务，在另一方面，中国既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如基础四国机制），也通过大国外交促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中国与美国、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保持着合作关系，2021年中美在COP26期间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是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标志性合作成果。2023年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将在双边层面和国际层面上继续延伸。在国际层面上中美或将能推动部分诸边共识的形成；而在双边层面上，中国与美国可致力降低保护主义干扰，推动双边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互补以及良性竞争。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与欧盟、美国与欧盟之间。气候变化作为国际合作话题，因其具备突出的国际公共性，与核不扩散、公共卫生等话题一样，已成为了大国之间维系互动的重要纽带。

结语

2022年年初，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全球化的走向成为各方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过去数十年里，全球化高歌猛进。但现在，所有人都在怀疑它的状态。

全球化智库（CCG）在2022年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对全球化进行深刻的讨论和研究，我们的研究员也在对全球化走向进行分析和研判。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但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以西方国家推动、以资本引领的超级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尾声。现在处于全球化重组阶段。西方推动的全球化，其特征是跨国界的商品服务生产与要素跨境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但是，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旧有体系的力量和其他需要寻求新空间的力量产生了矛盾，没有产生出适应所谓生产全球化需求，以及超越旧体制的全球性政治、社会的新组织形式。当前全球化的规则和秩序，已经适应不了跨境要素和商品服务流动的需求——这些规则和秩序曾助力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但现在已成为全球化的障碍。

全球化处于危机当中，表现在全球治理进入碎片化状态，缺少稳定之锚，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缺少足够的和有效的全球公共产品，冲突和局部战争难以避免等。

也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倒退。如果对比历史来看，当前的全球化既非上升期，亦非逆转期，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全球化进程作为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其基础事实条件已经具备，各种治理机制和观念对全球化形成了很强的应用支撑。未来的全球化走向取决于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博弈。市场逻辑是推动全球化的，政治逻辑则是抑制全球化的。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全球化。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以资本为导向、盈利为目标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仍在运转当中，只不过从效益优先转向了韧性优先，公平应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关注的方向；另一方面，当前应该也必须认识到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更是进入到一个“文明全球化”阶段。同时，过去是地理接近型的三大经济圈（美国、欧洲和东亚），也出现了向制度型经济圈靠拢，有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主导型分工转移。例如，美国当前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小型的、区域化的全球化，也可以认为是“有限全球化”。俄罗斯提出了欧亚经济同盟，而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主场全球化之间互相竞争及合作。未来的全球化可能是有选择的、自主的和差异化的全球化。

当前，各界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乏有信息模糊和争议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仅仅从利益角度出发对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进行分析还有偏颇之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背景与趋势；其次，在社交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无论全球、不同社群，还是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均，都容易导致认识误差；第三，需要承认各个国家、文明和民族存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差距。

经济全球化的两个制度支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多元贸易体系。当前，这两个体系中的美国因素正趋于弱化。美国难以为多边贸易体系作出更大、更新的贡献。而中国则可能是当前唯一愿意也能够为全球化提供增量的国家。但是，中国需要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能够让世界其他国家人们都能普遍接受、认同的一以贯之的理念，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行为成本、分担和收益。从具体操作上来说，中国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或者通过合作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努力推动全球产业链稳定；努力推动全球信息供给稳定；努力维持国家边界稳定，降低局部冲突风险；在全球粮食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推进国际合作与协调等。

总而言之，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致力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化。要推动这一方案落地，中国应该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做到：首先，应保持坚定和清醒，保持战略定力；其次，加快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第三，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第四，积极引导全球化的发展导向；第五，有效加强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建设；第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多边主义。

迈入2023年，随着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和出入境政策，中外经贸、留学、旅游等经贸人文往来将逐渐恢复，中国继续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的图景正徐徐铺开，中国无疑将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化，也期待更加开放强大的中国在重塑全球化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