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猖獗，大量受害者倾家荡产，但是案件调查却步履维艰，究其原因是诈骗集团大部分都集中在境外东南亚一带，尤其是混乱的柬埔寨。

自2011年至2019年间，东南亚国家向中国移交了5000多名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柬埔寨占据了近1/3，这片贫穷的土地显然已经成为诈骗集团大肆敛财的天堂。

柬埔寨集中了大量中国诈骗集团，他们四处谎称境外到处是商机，待遇优越，诱骗或胁迫国内同胞偷渡出境。

然而，许多人出境后才发现从事的是诈骗、赌博、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被许诺的免费包机、专人接送、高薪工作，很可能是拘禁、绑架、殴打。

柬埔寨：诈骗天堂

电影《巨额来电》中有这样一句话：“放着弯腰就能捡钱的生意，谁还会老老实实做买卖。”

本世纪初，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电信诈骗开始在中国萌芽，首当其冲的是台湾，犯罪分子利用虚假传单和“王八卡”等途径诱骗受害者一次又一次汇钱，成本低，利润高，很快形成了一股势力。

后来大陆的不良分子也纷纷加入，将台湾的诈骗手法应用到国内，福建、广东等地的诈骗集团层出不穷，并逐渐向内陆发展，诈骗手法也不断翻新。

千禧年前后谎称亲人突发意外，索要手术费，2010年左右假冒“公检法”，利用“中奖”信息行骗，2012年之后互联网高速发展，进入网络诈骗时代，网络诈骗与网络赌博相互融合，致使每年中国有上万亿人民财产因此损失。

为打击犯罪，维护人民财产安全，我国重拳出击，加速实施互联网服务实名制制度，严厉查处非法买卖手机卡、金融账户、网络账户等行为，同时不断研发反网络诈骗技术，还推出了一系列国家反诈骗程序和平台帮助民众发现诈骗、拦截诈骗。

同时通过反诈活动下沉社区、学校，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民众宣传反诈知识，使得国内的诈骗集团遭受重创，不得向境外转移，而华人移民众多，社会相对混乱的东南亚便成了首选之地。

最初跨境到东南亚各国实施诈骗的组织者以台湾地区人员为主，来自大陆的中国公民多处于犯罪团伙底层，充当话务等辅助角色。

但是随着中国公民出境到东南亚国家越来越便利，部分诈骗人员在东南亚国家逐渐落地生根并进入犯罪组织的策划层，近年来大批量出现全链条都由中国大陆公民组织、实施的网络诈骗犯罪集团。

就在一个月前，一宗西港血奴案件刷爆了国内网络，尽管官方声明是当事人李亚明自导自演的骗局，但是他的身份的的确确是偷渡出境的诈骗公司的工作人员，由此再一次引起了大众对电信诈骗的关注。

而东南亚诈骗集中地——柬埔寨诈骗集团的暗黑产业链也被曝光在人们眼前。

柬埔寨曾历经百年战火，国内14%的人口深陷贫穷的漩涡之中，直到2016年该国才脱去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且至今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国家却成为了诈骗集团趋之若鹜的地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柬埔寨惨淡的经济状况导致国家政治内部腐败严重，法律制度落后，各地监管也十分松散，为各类犯罪提供了滋长的沃土。

而西哈努克市是柬埔寨的西部港口城市，简称西港，这里是犯罪最密集的地区。

2016年前后，当地政府为了创造政绩、改善民生，对内禁赌，对外则开放赌博产业，而且还给出了降低市场限制、落地签证等优惠条件，一时间引得无数网络赌博和诈骗集团从东南亚其他国家蜂拥而至，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华人。

短短三年内，西哈努克市的华人从几千激增到三十多万人。其中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超过10万人。

荒芜的土地上陡然耸立起上千座高楼，其中聚集了不计其数打着“网投”旗号的诈骗公司，他们以此为据点，通过一切社交渠道和网络平台对世界各地的华人实施诈骗。

他们分工明确、技术成熟，有专门的话务组、网站技术组、财务组、客服组等业务部门，分别负责筛选目标受害人、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并实施诈骗、维护诈骗网站后台、统计分配诈骗所得、负责团伙警戒等各项任务。

这些诈骗集团主要以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网络贷款、刷单诈骗等方式进行诈骗，每个月的流水动辄上亿，高层管理者平均半个月就能赚到千万人民币。

这些为利益不择手段的诈骗集团肆意挥霍着无辜百姓的钱财，而这些金钱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鲜血。

诈骗与鲜血

与传统的有组织犯罪中成员主动参与犯罪不同，柬埔寨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底层人员，大多是被迫参与到诈骗犯罪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出境前是被所谓的“高薪”诱惑，对所要从事的活动缺少清晰的认识。

2019年，赴柬埔寨抓捕跨境诈骗团伙的警察提到，诈骗集团中很大一部分员工，是在网络上受人欺骗误以为出境可以“发大财”，才偷渡到柬埔寨，后进入专门从事网络犯罪的“公司”，有些甚至是受到暴力胁迫，被强行带到大本营的。

去年8月份，湖北16岁的袁某刚从技校毕业想要找份工作就接到了一位老乡的电话，那边的人告诉他有个广东的朋友开了家纹身店，工资高，待遇好，想邀请他过去。

袁某尚未成年，初入社会，对熟悉的人没有太多戒心，只听了薪资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女朋友乘坐飞机赶到了广东汕头。

18日晚上九点左右，老乡开车将他们带到了潮州海边，随后一起乘船出海游玩，谁知三个小时后，两人被强行扭送到了一艘大船上。

袁某意识到不对劲后拼命想要逃跑，但他们在公海上，四周一片黑暗，除了跳船别无选择。

七天的航行中，袁某曾多次试图求救，每次被发现之后都会遭受一顿毒打，久而久之他们也不敢再反抗。

后来两人被送到了一处海港，岸上的店铺全部都是外国文字，他们这才知道自己被贩卖到了国外，没有证件、语言不通，他们只能被迫从事诈骗活动，像他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在柬埔寨并不鲜见。

而在同样的时间里，贵州有两个人也是被高薪蒙蔽了双眼，通过好友介绍到广西工作，却不想在越南边境遭到绑架，被送到了柬埔寨的一处诈骗窝点，最终不得不按照公司要求吸引“客户”，让受骗者下载软件，不断充钱。

事实上，在诈骗整个流程之中，可以说除了幕后收钱的高层，几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而且诈骗集团等级森严，这些底层员工的手机和护照签证统统都被管理者收走，生活条件恶劣，没有人身自由，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动辄还会遭受殴打甚至更可怕的事情，因而不得不实施各类网络犯罪活动，当地人都称他们是“现代奴隶”。

这些被骗到柬埔寨的人中不仅有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学历不高的农民工，还有医生、律师、程序员等各行各业的人才，他们深陷诈骗窝点之后，大多数人都只能住在所谓的“园区”宿舍里，到处都是监控和负责监视的持枪人员，新来的底层员工还会被铐上手铐。

有些网络诈骗公司为了牟取暴利，自制金融类APP，通过微信群向外推广，以高收益引诱民众上当，而程序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内一些程序员听说柬埔寨薪资待遇更好，便想到国外赚钱，谁知就此掉入了诈骗局中，每天在监视下无休止地工作，比996还可怕，更过分的是，一旦软件出现bug，写错代码的人就会遭到毒打、电击和各种恶意惩罚。

曾经有逃脱牢笼的受害者称，一旦进入“园区”就很难恢复自由，他曾经在合约到期之后被另一家公司拿着枪绑到窝点继续卖命，期间如果没有完成要求的业绩，就会被以两三万美金的价格转卖给下一家公司。

有些员工因能力不足而被卖过好几回，他们就像是原始社会的奴隶一样被对待，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经受着巨大的折磨。

而且身在诈骗公司底层的女性员工更惨，如果不安分的话轻则被卖到烟花场所，强迫她们卖淫，重则会被拿电棍殴打。一些女性甚至会在黑市上被贩卖到其他国家，或者将她们偷偷杀掉，将器官卖给世界各地的富豪。

总之，柬埔寨当地的网络诈骗团伙早已发展成了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曾经有一帮华人在西哈努克的街头上叫嚣他们掌控着整个西港，可见其气焰的猖狂，而他们所犯的罪行不仅仅是诈骗，人口贩卖、绑架、故意杀人等罪名也与他们密不可分。

跨境反诈成果与困境

柬埔寨当局本想像澳门、拉斯维加斯一样将西哈努克打造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赌城”，但是没想到引来的都是华人地产商和诈骗犯。

洪森妄图通过黑灰产业拯救经济的做法无异于与虎谋皮，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使得当地的环境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社会治安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2017年开始，柬埔寨境内发生过多起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恶性枪杀、绑架、勒索等案件，作案手法极其恶劣，令当地的百姓人心惶惶，柬埔寨中国商会更是公开发声要求两国政府联手解决网络诈骗和赌博集团肆虐的问题。

而今柬埔寨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网投公司的入驻只能带来虚假的繁荣，对国家经济百害而无一利。

因而在2019年8月，国家领导人洪森签署了一项“禁赌令”，禁止一切网络和线下的赌博活动，使得一部分从事网络赌博诈骗的团伙被迫退出了柬埔寨，而且中柬两国针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逐步建立起深入合作。

2019年，中方出动3000多名警力，与柬埔寨等国相互配合，共同侦破了509特大跨境诈骗案，先后抓获1.9万名嫌疑人，判处罚金近7000万人民币，追缴违法所得2000多万，重创了境外诈骗团伙。

2020 年，上海、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共抓获600多名跨境偷渡诈骗案件，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25.6万起。

2021年公安部与东盟各国合作，针对组织招募人员赴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共打掉上万个非法出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 万余名，成功打掉境外多个招赌吸赌网络和洗钱等非法资金通道。

同年，为应对严峻而复杂的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我国正式上线国家反诈中心APP，拦截诈骗电话15.5亿次、成功避免2800余万名民众受骗，为百姓保住3200余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在反诈事业上不断拓展新思路、研究新办法，坚决守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然而鞭长莫及，境外诈骗团伙阴险狡诈，想要彻底肃清电信网络诈骗就不得不面对以下困境。

其一，跨境网络犯罪团伙的犯罪持续时间长、涉及案件数量多、受害人分布广，犯罪组织内部往往形成类似于传销组织的若干个层级，厘清不同犯罪主体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给依法惩治犯罪提出更高的挑战。

其二，犯罪集团内部人员之间多通过网络联系，互相常常不知对方真实身份，甚至也没有见面。有的幕后主犯与高层单线联系、遥控指挥，犯罪所得收益通过复杂的跨国洗钱环节辗转流入主犯手中，从而形成匿名状态，增加了摸清幕后主犯的困难。

其三，在大多数跨境网络犯罪的窝点现场抓捕行动中，往往仅能抓获被压迫的底层从犯，有的主犯因在东南亚地区活动时间长，甚至加入了东南亚国家的国籍，利用法律漏洞避免被抓捕并引渡到中国。

除此之外，境外诈骗集团早已形成了跨境人员输送、个人信息买卖、网络技术供应、涉案资金洗钱等四条完整的产业链，要想将各个环节的犯罪分子连根拔起，中柬两国警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