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为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开创了新的模式与路径［1］。农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基础的第一产业，其数字化转型是符合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趋势［2］，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实现农业高质量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进一步的深度融合，为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增添了新动能［4］，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农业4.0 等成为农业产业化新形式［5］。数字化重新定义农业行业价值，改变农业产业链价值创造与价值捕获，同时影响农业企业模式变革，价值创造与价值捕获也越来越多的通过主体运营实现［6］。农业企业作为农业产业链的主体，无论是占领技术制高点还是打造农业数字化产业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农业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之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要素为基础，重构商业模式的过程，其数字能力的构建是在资源基础之上进行资源编排和动态演化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在涉及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占比较多，农业企业相对较少［7］，部分农业企业仍处于观望之中。随着“互联网+”现代农业、数字乡村战略、“十四五”规划等战略实施，数字要素投入呈现快速起步态势［8］，加快了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领先农业企业的创新实践，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丰富广泛的案例资料。基于此，提出两个基本问题，影响我国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农业企业是如何探索开展的数字化转型之路？研究有必要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研究，以期为我国农业企业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借鉴经验和指引，加速以农业企业为核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优化产业协同和区域协同，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2 文献回顾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

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受多因素影响。如苏敬勤等［9］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进行资源编排演化的过程；韦影等［10］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适应的过程；龚雅娴［11］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运用数字技术改善全方位活动的过程，将其分为改善生产经营、企业入链、企业入云3 个方面。并且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与产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数字化转型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呈现倒“U”型，最终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12］。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多种前因因素的影响，企业自身知识密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自身创新与并购创新产生影响［13］，如吴非等［14］基于实证研究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作用；王春英等［15］从外部政策引领和内部企业自身升级两个方面分析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陈庆江等［16］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行为互动存在显著同群效应，受资源基础、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影响显著。随着技术与实体融合，进一步整合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受用户价值主导和替代式竞争影响企业内部管理变革［17］，受企业动态能力影响进行解构、重塑、协同影响商业模式创新，推进数字化转型［18］，受营商环境影响转型概率与深度［19］，受底层技术应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影响其他行业内企业存在溢出效应［20］，各种影响要素之间的不匹配均会导致转型的失败。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的影响上，缺乏影响因素探究。进入21 世纪以来，农业企业作为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主体，是现代化经营体系建设的领导者，数字化带动农业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农业企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企业带动技术等优质资源要素引入，领导农业+物联网产业，引导融合发展新业态［21］。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农业+主导企业”利用农业企业的主导效应和品牌效应，有效促进农业产业链模式升级［2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为农业企业提供了新的金融业态［23］。在金融稳定性减弱、资源短缺、可能出现封锁和隔离限制的情况下，农业企业如果没有全面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就不可能盈利［24］。数字化改变农业企业竞争格局，重塑商业模式，成为农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农业企业经济绩效受数字化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化知识密度、宏观环境、微观环境等影响显著［25］。数字化转型影响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26］。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农业企业亲地行为，数字化还可以全方位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农业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27］。

2.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

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本质是建立在数字要素基础上进行资源编排与动态演化，将数字要素应用于企业核心业务过程，以建设一种新商业模式为目标的高层次转型［18］。商业模式是一个架构模式，从价值三视角逻辑定义商业模式包括价值定义、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捕获3 个方面［28］。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对企业商业模式变革重构的过程，企业以数据要素为基础，合理进行资源分配，进行价值创造创新和改进价值获取方式，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转型逐渐实现以数字科技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以“硬实力”带动“软模式”，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商业模式的创新逐渐成为硬实力的重要形式［29］。

互联网对我国现代化农业产业链的商业模式结构正在发生［30］，农业物联网企业如何选择适应的商业模式，主要还是取决于该企业所面临的战略动机、资源要素、产业环境等内外部的价值因素与环境共同作用与相互影响［31］。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传统企业的工具跳板，数字化转型于企业而言，既是发展的趋势也是生存发展的保障。传统企业依靠企业动态能力协同整合平台，推进多边平台，逐渐实现数字平台商业模式创新［32］，农业企业不例外，农业企业如果没有全面路径规划和建立数字商业模式，数字化就不是有效的［24］。

总体而言，近年来，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相对比较完善，聚焦于以不同行业企业为对象开展研究，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相对较少。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受多种前因因素的影响，目前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的影响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结果是以硬技术带动建设新的商业模式，农业企业也不例外。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缺乏对于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较为全面系统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落后于实践，其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研究缺乏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路径机制分析。因此，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多案例研究全面系统地探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构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TOE 模型，其次，基于农业企业真实案例资料，将农业企业数字化过程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从要素协同和动态演进两个方面对其路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由于数字农业技术应用以及其包容性上存在差异，同时为了避免文字冗长掩饰数字化转型本质，因此本文采取扎根理论方法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全面、系统、动态分析提炼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路径机制。扎根理论最早是20 世纪60 年代由Glaser 等［33］提出，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定性的研究方法，Glaser［34］进一步强调，扎根理论的分析同时关注对于社会事件过程的分析。其本质就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逻辑思维，进行归纳、演绎、比较与分析，可以建立新的理论或者改良现有理论［35］，螺旋式提升概念和抽象层次，逐渐应用于管理学领域［36］，是一种从下而上进行概念之间联系构建的方法，最终上升至理论［37］，适合于横向和纵向的理论构建比较［38］。采用扎根理论对案例进行研究分析时存在三级编码分析：开放性编码，将原始资料整理，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将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主轴性编码，将范畴化的结果按照从属关系进行归纳分类，得到主范畴；选择性编码，根据主范畴及其从属范畴进行分析、理论模型构建。主要流程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主要流程

3.2 案例选择和数据收集

研究分析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与路径机制，首先对数字化转型的农业企业进行案例界定，选择企业中明确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或搭建数字农业平台型企业，正在进行转型或者已经完成转型升级战略部署的大型领先农业企业，因此研究结合《2021 年度农业产业化头部企业名单》与《2022年智慧农业企业TOP100 榜单》以及文献案例企业。其次考虑到案例资料获取的可行性、典型代表性以及涉农企业主要经营活动的属性3 个方面进行最终确定：（1）所选农业企业案例资料要具体详尽有效，顺应数字转型进行布局；（2）所选择的农业企业在所属细分行业要能够具有领先性，并在数字化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成效代表性；（3）涉农企业范围较广，要求所选农业企业具有代表性、全面性，因此研究选取农业企业包含种植与畜牧（养殖）业两类大型农业企业，因此最终选择15 家符合要求的农业企业。根据扎根理论比较分析的思想，进行建模和检验类别划分，涉及种植业共3 个，2 个为建模组，1 个为检验组；畜牧（养殖）业共12 个，8 个为建模组，4 个为检验组，共15 家数字化转型的领先农业企业，见表1。所选择的案例资料主要来源如下：一手数据来源于企业咨询邮件访谈、网络引擎搜索、新闻稿件视频报道（每个案例至少两篇）、各农业企业调研报告等；二手数据来源于企业官网的动态、专家意见、各级政府政策文件、企业数字化转型书籍以及知网上关于农业数字化以及农业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资料，一手数据资料和二手数据资料互为补充。

表1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分析

表1（续）

4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4.1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

对初始资料按照案例企业进行整理，原始资料共涉及14.6 万字条，由于原始资料过多，同时应避免个体主观干扰影响，因此采用Nvivo12 软件进行整理步骤如下：（1）初始资料：将原始资料分解为独立的事件，将与数字化转型有关词句重点标注简化划分为单独节点；（2）贴标签：将单独的节点分析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共61 个子节点，编码为“a”；（3）概念化：将相同属性的子节点归类放于同一树节点之下，共30 个树节点，编码为“A”；（3）范畴化：进行概念化比较聚类提炼，放置于新的树节点下，共提炼出18 个范畴编码，编码为“AA”，受文字篇幅的限制，仅展现部分编码内容，见表2。

表2 部分开放性编码资料范畴化

4.2 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之上，对开放性编码所提出的副范畴依据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归纳、修正，最终归纳到7 个主范畴中，具体见表3。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表3（续）

4.3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

根据主范畴之间的关联关系，更加深入的挖掘，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而根据扎根理论各种因素之间复杂关系，根据“因素—结果”构建影响因素TOE 模型，模型因素分为技术维度（technology）、组织维度（organization）、环境维度（environment）3 个维度，结果为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根据扎根理论主副范畴构建一个新的实质理论模型，见图2。

图2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TOE 框架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对随机选择的5 家案例资料对应的范畴进行检验其饱和度，观察是否产生新的理论范畴和关系，将新出现的词条进行比较分析，见表4。结果发现：新的词条主要体现于技术维度，不同企业采取的技术层面应用名称与跃迁平台不一、技术采用包容性不一，但均包含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跃迁主范畴维度。将新出现的概念依次纳入主范畴中，对案例资料进行补充显示未出现新的范畴，故理论饱和。

表4 理论饱和度检验编码结果

5 模型阐释及路径机制分析

5.1 影响因素

5.1.1 技术维度

技术维度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跃迁两个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是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包括数字农业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两个节点。一方面，随着智能化和机械化技术逐渐完备，农业遥感（RS）、5G 通信等精准农业农田信息快速采集技术以及农业信息存储、管理、应用、传播技术发展，农业企业希望应用数字农业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推动精准种植、养殖，解决种植、养殖育种存在困境，提高企业效率和经营决策质量，数字技术应用主要贯穿于企业的生产端、经营端、销售端3 个方面：（1）生产端：数字化农业技术与智能化与机械化技术逐渐成熟，广泛应用数字农业场景中，推动着农业精准化生产，同时也缩短育种生命周期；（2）经营端：数字办公系统逐渐升级增加了企业效率，驱动农业企业站在总体全局视角，使管理更加扁平化；（3）销售端：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销售工具驱动农业企业改变销售策略，扩展销售渠道提高管理决策质量，推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农村以及农业企业基础建设水平低、数字技术应用成本较高、数字技术包容性存在差异等因素制约，数字化技术成效往往无法立竿见影，投入产出比低，数字技术应用同时也制约着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技术跃迁是影响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包括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技术融合两个节点。以平台为主的数字技术创新与融合，具有更强的技术优势与市场生存能力，实现以一个或多个平台为基准点左右联通、向下兼容，逐渐倒逼取代已有技术进行颠覆性创新，推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5.1.2 组织维度

组织维度主要是体现在组织基础要素和组织管理变革两个方面。组织基础要素包括领导战略布局、数字知识密度、农业融资能力、经营主体规模，研发创新能力5 个节点。对于处于正处于探索期的农业企业而言，领导者的战略布局是影响数字化转型成功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组织内部往往受领导者精神、涉农企业战略布局、涉农企业战略定位等影响农业企业数字化布局以及过程方案实施。农业企业基础薄弱，数字化人才是数字化必备核心要素，农业企业缺乏新型农业农民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研发创新人才、数字服务化人才影响数字化转型升级。农业企业受农业弱质性以及抵押物等原因，农业企业融资普遍存在困境，融资渠道不畅通、融资能力差等制约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农田基础规模建设、畜牧养殖业工厂化养殖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模化组织合作模式的发展，为数字化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研发能力是公司发展的关键要素，强调自主研发和体系化创新能力。组织管理变革包括数字业务化和业务数字化两个节点。两者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有效促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部优势形成。业务数字化是组织内部数字化的初始阶段，僵硬的组织结构反向影响推动农业企业业务流程改变，改变原有业务模式进行业务数字化。同时积极扩展数据业务产品化和商业化，进行数字业务化创新延伸，进而推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5.1.3 环境维度

环境维度主要体现在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外部宏观环境体现在政策创新驱动和外部不确定性两个节点。政策创新驱动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保障，随着数字经济规模化创新发展，数字乡村战略、乡村振兴、数字农业等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连续多年积极支持引导倾斜，政策创新驱动数据赋能农业，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外部不确定性倒逼农业企业转型升级，新冠肺炎冲击导致原材料短缺、生产流通不畅、产业链受阻等，农业自然灾害例如非洲猪瘟、灾害天气等，绿色低碳循环环境以及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导致的外部竞争增加，对企业经济效益造成威胁，外部不确定性不断驱动着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部微观环境包括在行业竞争融合与企业需求驱动两个节点。一方面，农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一产业，市场前景广阔，农产品需求量大，同时农业产业化赋予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不少跨界行业均想打开农业市场大门，占据先机优势进行资本再投资。科技企业与互联网龙头企业布局与传统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功能性资源整合，例如与京东、阿里、腾讯、华为等合作打造云平台、智慧农业等。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农业企业进入从数量扩张到量与质并重发展的崭新阶段，农业企业大多数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规模等要素直接相关，因此会出现同地区产业内企业集聚竞争以及不同区域产业差异化竞争，尤其是同一区域、同一行业、同一农业合作社模式在价格方面竞争，站在企业增值、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因此迫切的需要打造农业相关数字化，让产源、品质、价格等一览无余，也避免中间商赚取高额差价。同时目前农业企业加速壮大加上产品由高度同质化逐步开始差异化，使得企业之间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需要企业在面临此现状的情况下加速转型升级，占据资源竞争优势。

5.2 路径机制分析

研究基于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多案例扎根理论研究，归纳各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包括3 个维度6 个主范畴。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是在资源基础之上进行资源编排和动态演化中进行的，二者之间相互补充，对应横向交融和纵向演进的关系，横向交融是指要素之间相互协同，纵向演进是指纵向动态演进［39］，最终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基于此，研究沉浸于农业企业真实案例资料，将农业企业数字化过程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而从横向要素协同和纵向动态演进两个方面探究领先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共同路径机制，具体见图3。

图3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机制

5.2.1 要素协同路径机制

（1）技术驱动组织环境协同型。在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的影响下，部分农业企业有意在组织业务、运营等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开展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的发展包括精准农业技术、经营管理技术为传统生产、经营、销售为主的农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技术驱动型更多的为种植业企业，具体路径见图4。具体细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依靠数字技术布局生产、销售两端，生产端实现智能化和数字化，销售端实现网络化和数字化，有效赋能传统农业企业数据要素。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叠加，依靠数字平台进行跃迁改善数字技术制约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协同技术、环境要素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数字化转型。二是以数字技术跃迁为基础，传统农业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影响效果远远不如数字技术跃迁所造成的影响效果大，因此，部分农业企业依靠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以平台化的跃迁为主，左右扩展、向下兼容，进行颠覆式创新，实现生产流程、销售模式数字化改造，转变原有商业模式，赋能新商业模式，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图4 技术驱动组织环境协同型路径

（2）组织驱动技术环境协同型。在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的影响下，部分农业企业例如畜牧（养殖）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集约化程度相比较于种植业企业外部条件较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在企业自身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下，为平衡企业环境与技术资源，组织驱动数字化转型成为引导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组织驱动型更多的为畜牧（养殖）业，具体路径见图5。组织基础要素中企业的领导战略布局是数字化转型的前置驱动条件，组织中数字知识密度、农业融资能力、经营主体规模等是基础要素，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聚焦于战略层面，发挥战略层面对其他各项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导作用，企业的业务模式、运营模式等以正确的战略为牵引进行适配性调整，初步实现部分业务的协同管控，促进业务的高效运营，不断对业务流程的梳理和优化，实现业务数字化和数字业务化，构建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协同技术与环境要素，赋能传统农业企业管理模式变革，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图5 组织驱动技术环境协同型路径

（3）环境驱动技术组织协同型。传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和组织自身资源限制，数字化转型难以产生较好的成效，更多的依靠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相互驱动传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环境驱动型占据大部分，涉及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企业，具体路径见图6。政策创新驱动和外部不确定性构成外部宏观环境，行业竞争融合与企业需求驱动构成内部微观环境，受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交互影响，原有的商业模式无法满足现阶段的发展需求，企业被迫进行转型升级。在外部不确定性和企业需求驱动的激烈影响之下，部分农业企业把握转型机遇，依靠外部政策引导做好转型的技术和组织基础要素储备，依靠行业竞争与融合以互联网龙头企业和科技企业为主跨界布局数字农业，实现技术跃迁和管理变革，最终实现商业模式变革，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图6 环境驱动技术组织协同型路径

5.2.2 动态演进路径机制

（1）试点：局部试点、补短优化。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企业具备扎实基础，针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始处于摸索状态，研究发现部分农业企业从生产端、经营端、销售端局部端试点开始逐步推进，补齐企业短板、局部优化，在保持原有经营基础上开展数字化转型，降低转型风险。1）生产端：主要体现于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成效上。企业开启农业规模化、集约化试点，搭建数字农牧场试点，对短期内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效果进行衡量，主要体现在效率和成本上。2）经营端：管理者边界有限，为避免人人均为理想数据分析者所造成的决策失误，独立于各部门外搭建数字管理分析小组试点。同时对于领导者布局、资金、数字化人才、研发能力等组织基础要素进行补短、优化。优化数字化战略布局，弥补资金短板，对数字化人才进行培养，例如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推广、农户会、内部员工培训、经营管理者培训、营销策略推广等主张在活动中培养数字化人才，同时增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提高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竞争力也为跨界并购合作提供条件。3）销售端：随着互联网发展，部分农业企业为扩展经营绩效，首先进行销售端网络试点，改变原有批发、商超、餐饮、专卖店等形式，借助互联网电商、农产品直播、B2B、C2C 等跨界方式销售。

（2）扩展：平台扩展、跃迁变革。在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要素，积累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后，企业开始试图把各环节的资源连接，利用多平台化扩展，实现技术跃迁与组织变革。农业企业各环节之间互联互通不畅、形成断点，对全局无法掌握，为了将环节连接，农业企业借助于多平台终端，依靠平台进行整合连接。农业企业的平台搭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自主研发平台；另一方面是外部合作平台。由于农业行业内缺乏对于整体解决方案设计的能力，因此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大部分是依靠外部第三方建立数据中台。例如：北大荒与中国移动建立的无人农机管控平台，与吉客云合作加快“和农场”与“优服优品”销售平台建设；新五丰携手阿里巴巴大企业采购平台；温氏股份借助云之家搭建共享化组织管理平台，养护数字化协作服务平台等；隆平高科与华为云搭建大数据育种平台等等。

（3）整合：资源整合、数字农业。要素维度都将源源不断向农业企业集聚，依靠农业企业动态能力激活数据、沉淀数据、升级数据，进行变革重构，在多平台基础之上创新连接，将其赋能汇集于一个平台终端，推动建成一体化供应协同网络，实现用户价值导向，增加产品附加价值，创新捕获用户产品信息，实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大部分农业企业均有意打造数字农业闭环，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转型，但目前仍存在距离。例如大北农整合“四网”平台建立网络平台生态系统，有意打造“智慧大北农”生态圈；温氏股份成立企业大数据信息化管理中心，将平台整合；北大荒2020 年成立了现代农业服务集团，将生产端各平台结合管理；牧原股份打造生产管理、智慧物流、物联网平台、食品安全等等一体化集成的智能化平台，打造全产业链模式等。农业企业试图以一个平台为终端，整合各方资源，增强数字包容性，实现以农业企业为核心的数字农业闭环，最终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

6 研究结论

首先，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领先农业企业多案例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编码提炼。技术维度包括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跃迁、组织维度包括组织基础要素和组织跃迁；环境维度包括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共3 个维度6 大类属，同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构建TOE 模型。其次，沉浸于农业企业真实案例，将数字化转型过程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为从横向要素协同和纵向动态演进两个方面归纳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案例横向比较发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大致分为技术驱动组织环境协同型、组织驱动技术环境协同型、环境驱动技术组织协同型；案例纵向比较发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大致经历了试点、扩展、整合3 个阶段。试点阶段：进行局部试点，补短优化；扩展阶段：依托平台扩展跃迁变革；整合阶段：进行整合资源，打造数字农业，真正实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多案例资料进行编码提炼构建了定性的理论模型，描述了各因素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弥补了农业企业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方法及案例单一的局限性。其次，结合案例研究从要素协同和动态演进总结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机制，为其他正在处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农业企业提供借鉴经验和指引。最后，以农业企业为核心，发挥农业企业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协同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1）本文基于定性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未来可以构建更加成熟的量表，定量研究各影响因素和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也可结合QCA 方法对各要素协同主导路径进行细分；（2）对于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除了价值三角度视角还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3）资源编排和动态演化往往是一个重复长期的过程，不是简单直线上升的，呈现螺旋式曲折前进的，对此有待进一步更深层次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