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递增，随着中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已然迈上了新的台阶。当前，服务业作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大战略重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诞生和应用，通过数字经济实现模块化分工、扁平化管理和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带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鲍莫尔病”的克服成为了可能。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驱动我国服务业完成转型升级，本文将从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动态演进、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动态演进

我国服务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由内嵌辅助转向独立专业，服务业开放性、独立性、专业性的提升为其带来了分工深化、效率提升、规模扩大等显著变化。我国服务业作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案例，其发展历程分为初始、萌发、增长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服务业发展初始期，国内服务业受经济条件限制，服务消费所占比重较低，较少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197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仅为905.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4.6%，服务业就业人数更是仅占劳动力总数的12.2%，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为0.18万元/人。随着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外资开始进入我国市场，受当时认知层面的影响，服务业开放程度并不高。1992年，服务业发展正式进入萌发期，同年服务业增加值为9668.9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5.6%，就业人数占比提升至19.8%，劳动生产率提升至0.73万元/人。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分别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对我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鼓励和促进作用，服务业相对封闭的运行状态逐渐被打破，服务要素的国际流动趋于活跃，境外资本纷纷试水我国市场①。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受全球化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国服务业发展也正式迎来增长期。2001年服务业增加值为45700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1.2%，就业人数占比提升至27.7%，劳动生产率达到2.26万元/人。全球化分工对国内企业的传统组织分工理念造成冲击，分工理念的转变以及国外先进技术的引入让国内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服务业产业结构愈加精细化。截至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535371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3%，就业人数占比为47.4%，劳动生产率为14.57万元/人，虽仍低于第二产业的17.86万元/人，但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然而，由于我国是凭借劳动力成本低的相对优势才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出口导向的战略部署使我国不可避免地陷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陷阱中，在产业链分工中更多地处于中下游位置。一方面，出口导向的战略安排充分发挥了我国的后发优势，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带来的知识外溢及时填补了我国在很多生产领域的空白；另一方面，出口导向的战略安排使得外企挤占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限制了本土企业的发展上限，且此时的国内生产以外企的生产需求为导向，不利于国内需求的激发。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背景下，当前国内服务业的迫切需求在于完成发展战略由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的转变，激发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吸纳就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当前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方向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和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提升传统服务业现代化水平，实现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在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推行塑造优势与补齐短板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当前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虽然在稳步提升，但仍然低于第二产业，所以服务业转型升级需要针对服务业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进行进一步拔高，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和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为我国服务业攀登国际价值链上游拓宽道路。另一方面，服务业的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虽落后于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等现代部门，但其所占比重较大且发展时间较长、根基深厚，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服务业转型升级需要推动传统服务业现代化发展，降低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滞后性，保障服务业合理化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在分工细化的过程中从制造业内部单独分离出来，包括商务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因其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相对密集，所以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且生产性服务业TFP对GDP的贡献率超过第二产业，并始终高于生活性服务业②，是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强调，因地制宜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集中区域、现代农业产业基地以及有条件的城镇等区域集聚，实现规模效益和特色发展。这一指导意见明确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既是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一大要点，也是农业、制造业升级的重要依托。刘奕等已证实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别是支持性服务业的有效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高度关联、融合促进的动态内在联系③。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之一，国内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通过集聚带来的创新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破解农业、制造业生产效率有待提升的窘境，带动我国农业与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农业、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将为行业核心技术研发提供更为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国内粮食安全，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拓宽道路，挖掘更多的国内生产需求，反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生活性服务业是满足居民生活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以餐饮、旅游、地产等为主导产业，面向最为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也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前，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落后于生产性服务业，且存在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生活性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关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质量，是改善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政府应积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端化发展，提升劳动生产率，保障服务质量。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可实现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弥补我国在服务业高端领域的不足，有利于挖掘国内生活需求。实际上，生活性服务业凭借我国庞大的需求市场，其本身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独特优势。一方面，国内市场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形成，为本国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优越的发展条件，还可更进一步对国际资源形成虹吸效应，吸引国外企业为满足国内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由于参与主体众多，有利于竞争效应的形成，并可借此激发服务业创新意识，实现服务供给多样化。这既契合当前的个性化定制潮流，也有利于避开发达国家的过度竞争，从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现产业结构优化④。因此，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实现高端化发展的条件与实力，可凭借高端服务业进一步深挖国内生活需求，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思路。

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业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且对服务业的结构合理化造成负面影响。传统服务业相较于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具有行业附加值率低、劳动密集程度高、知识密集程度低等显著特点，且我国传统服务业目前所占比重偏高。由于服务业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性，我国服务业合理化水平存在下降趋势，服务业结构逐渐偏离均衡状态⑤。服务业应构建各部门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保障服务业合理化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与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的过程中，如果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稳步上升，而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未实现及时跟进，则会由于传统部门产出效率的滞后性导致服务业结构的失衡，传统部门将掣肘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因此，传统服务业现代化对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应以提升传统服务业现代化水平为牵引，加大信息、知识、技术以及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在传统服务业中的投入力度，促进传统服务业创新效率提升，提升传统服务业现代化水平，保障我国服务业合理化发展。

二、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爆发，数字要素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加入到社会大生产当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推动各行各业开启数字化变革，并催生了一系列新兴行业，数字经济已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字经济可分为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前者规模较大，后者赋能广泛。产业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将现有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提升劳动效率，对现有产能增量提质的新业态。数字产业化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催化下形成的以数据为核心要素，进行数据搜集、处理以及分析的新产业。由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催生的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对服务业产生深远的影响，积极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一）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

实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以集聚化发展为手段，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效益和特色发展。当前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化发展面临着三重困境：其一，集聚化发展将带来市场摩擦，引起交易成本的上升，包括寻找交易对象所引起的搜寻成本、为获取交易对象相关信息以及同交易对象沟通所产生的信息成本、签订合同前的议价成本以及签订合同后的监督成本。其二，集聚化发展将促进企业合并，推动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管理层级愈加臃肿，使得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上升，降低企业内部信息传递效率，乃至影响企业整体的生产效率。其三，集聚化发展受到地理空间总体有限性的限制，当生产要素密度过高时就会产生拥塞效应，导致城市内企业运输成本、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上升。产业数字化的本质是技术赋能，将数字化改造渗透到整个产业的生产活动中去，可通过数字要素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扁平化管理降低组织成本，通过平台化协同加强虚拟集聚，破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发展困境，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规模效益和特色发展。

产业数字化将数字要素这一新兴生产要素融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增强了信息的资源属性。数字要素脱胎于传统的信息要素，其战略价值得到提升，成为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之一。数字要素相较于传统信息要素有更为显著的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随着信息流的爆发式增长，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与时间，会产生较多的信息甄别成本，效率低下。数字要素辅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能够在降低交易对象相关信息获取难度的同时提升信息处理效率，智能化甄别有效信息，大幅度降低了搜寻成本与信息甄别成本。另外，产业数字化还推进了企业间的信息公开化程度，降低了同交易对象沟通所产生的信息成本、签订合同前的议价成本以及签订合同后的监督成本，整体降低了市场摩擦带来的交易成本。

产业数字化以全新的扁平化模式，在满足企业规模扩张需求的基础上，实现高效管理，提升生产效率。我国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表现为科层关系，信息经由多部门传递后下放至基层部门，随着企业规模扩张，传递层级必然逐层增加。传递层级的增加将带来信息传递成本增加、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信息传递质量下降等多方面影响。产业数字化带来的扁平化模式能够降低信息传递成本、提升信息传递效率、保障信息传递质量。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利用数字要素辅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信息实时传输与同步上传，重构企业组织形式，在去层级化的同时又降低了企业监督成本。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信息传递脱离人工操作，有利于降低信息传递偏误，保障信息传递质量。如此，扁平化组织形式既实现了企业管理效率提升，又降低了企业的组织成本，使得企业得以突破原有规模边界，扩大了发展空间。

产业数字化催生平台经济，促进网络虚拟集聚的发展模式，降低集聚化发展带来的拥塞效应。产业数字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数字化改革，催生统筹协调行业数据的平台经济模式。平台经济模式运作的本质是通过网络将个人与企业链接，使其能够进行自主价值交易，平台规模源于发掘企业外部网络的能力。平台通过将各企业生产的相关数据上传至互联网，形成行业数据交流平台，最大化激发数字经济网络外部性的优势，形成驻扎于互联网的虚拟网络集聚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地理空间集聚模式而言，虚拟网络集聚的优势在于运用互联网平台即可将供求双方直接联系在一起，弱化了传统集聚模式地理空间关联的必要性，成功地在规避地理空间集聚导致交通拥堵、土地租金以及管理成本上升等缺点的同时，保留了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协同配合的优点。产业数字化引导企业从原先地理空间集聚模式，向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心的网络虚拟集聚模式转变⑥，降低了集聚化发展带来的拥塞效应。

（二）数字产业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

实现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以高端化发展为目标，促进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生活性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面临着三重困境：其一，国内现有的部分中高端需求存在严重的供给盲区，缺乏对市场长尾需求的有效供给，且文化内涵和服务体验不足，影响生活性服务供给层次和质量的提升。其二，生活性服务业高端供给创新不足且缺乏规范，导致高端服务业难以实现对潜在服务需求的激发、引导，不利于高端服务业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对生活性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活性服务业服务质量、品牌特色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造成负面影响。其三，生活性服务业普遍存在品牌效应低下、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内容同质化严重等问题，缺乏个性化、定制化和精细化服务，不利于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数字产业化的运作模式是对众多数据进行搜集、筛选、整理、分析，形成有价值的数据产品来出售，进而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数字产业网。数字产业化可通过数字要素赋能来促进服务范围扩张，通过数字要素搭建数字平台，实现服务方式创新与行业规范化发展，通过刺激个体经济推行个性化服务，赋能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

数字产业化形成的新产业可通过数字要素拓宽服务范围，降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并利用数字要素增强生活性服务业中的文化内涵与服务体验。一方面，数字产业可对数字要素进行智能化甄别，利用数据分析扫清高端服务供给盲区，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等现有生产要素进行有计划的重组，充分挖掘市场长尾需求与潜在需求，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由于数据分析过程完全建立于预设的算法逻辑之上，可以克服由个人的“有限理性”和“理性无知”对分析结果产生的主观性影响⑦。另一方面，数字产业也可利用数字要素复制成本较低、传递效率较高的特点，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数字化整合。如将传统文化元素与旅游、餐饮、住宿等生活性服务业进行数字化融合，拓展云旅游、云文化馆、城市文化宣传码等多元化应用场景，弥补生活性服务业服务体验有所欠缺的不足。诸如此类的数字化产品具有可观的消费潜力，可助力开辟包括高端服务在内的广阔市场空间。

数字产业化可通过数字要素搭建平台，实现服务方式创新与行业规范化发展。数字产业相较于传统产业的优势在于其以数字要素为核心的运作模式，通过数字技术将网络空间中庞杂的信息进行收集与整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行甄别处理后，数字产业作为数字要素的主要占有者，便具备了先天性的平台信息优势，其作用也将从辅助其他产业发展转化为基于平台信息优势的战略规划。一方面，数字产业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平台内资源的高效调动，服务对象也将从固定消费群体扩展到平台消费群体，扩展服务面。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可提供平台环境作为基础设施，使附加产品或服务实现互补创新，在创新服务方式的同时，补足服务供给有效性不足的短板，实现服务需求量的飞跃。另外，数字平台可建立数据估计模型，通过数字要素分析发现行业发展的潜在问题，及时预警并完善行业服务漏洞，及时加强行业规制，提升服务供给质量，通过平台特色构建弥补品牌特色不足的缺点，提升国际竞争力。

数字产业化促进个体经济数字化改革，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数字产业化开启了连接网络化和沟通去中心化的新时代，促使信息范式完成根本性转变。分布式网络产生的新型沟通方式极大丰富了个体的信息获取渠道，摒弃了过去集中化、等级化、自上而下的机构主导式信息范式，并进一步促使经济价值创造的源头发生巨大的转变。除企业外，消费者也开始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价值链开始碎片化、网状化，促进新型规模效应产生。传统规模效应是企业内部进行资源投资和成长的结果，而数字经济规模效应则基于网络外部性的优势。信息范式、价值创造、规模效应的改变合力揭开了个体经济数字化改革的篇章，使得个体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了网络空间上的化零为整，在保留个体经济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特点的同时，借助信息范式革新降低了信息资料获取的难度和门槛，通过数字平台参与价值创造并形成数字经济规模效应，实现大规模个性化服务的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

（三）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

服务业合理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以劳动生产率为导向，提升传统服务业现代化水平。我国服务业合理化发展面临三重困境：其一，服务业规模困境。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当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服务业将切换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我国服务业规模尚有所欠缺，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其二，服务业效率困境。我国传统服务业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相较于现代部门而言，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为低下，具有一定滞后性，对服务业各部门协同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掣肘服务业整体效率的提升。其三，服务业结构困境。我国劳动密度高、附加值率低的服务业占比较重，人才要素、知识要素密度较高的高端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优势不够突出，服务业结构有待优化，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的作用尚未发挥。

数字经济推动传统服务行业降成本、提效率，助力服务业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人口红利与后发优势，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同时一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存在突出问题。我国可观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让行业发展对劳动力数量产生依赖，忽视生产效率提升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随着用人成本不断提升，我国人口红利渐渐淡去，这对劳动力要素密集程度较高的传统服务业造成沉重打击，限制了服务业的规模扩张，而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可有效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传统人工智能使知识工程师通过逻辑推理将知识进行提炼，设定大量规则，编入系统架构，通过巧妙的编程实现类似人工智能的效果，但随着规则集的增大，规则之间的不良交互不断增加，导致成本递增。新型人工智能以统计学家、神经科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开创的概率模型为主导，通过观察和实验的实证研究法，推出基于神经网络运行的人工智能。区别于传统人工智能，基于神经网络运行的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多层次的深度学习实现自主学习，通过机器学习归纳统计特征，进行针对性完善，成功规避传统人工智能使用成本会随规则集的增大而递增的缺点。一方面，当机器生产技术不断完善，专业机器的生产成本将逐步降低，直至与人力成本相比具有优势，即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破除服务业规模困境。另一方面，随着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利用大数据收集的用户反馈将被高速率实时上传至云端，通过基于神经网络运行的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改进，通过物联网实现整体性逻辑改进，提升机器服务整体质量，提升传统服务业效率，破除服务业效率困境。

机器向市场的投放与使用将对就业市场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对于需要机械重复、附加值低以及工作环境对人身安全构成一定危险的工作，将逐步被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所取代，将这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为其他劳动生产率、附加值率更高的岗位提供劳动力要素供给。另一方面，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开发相关的行业将出现新产业与新业态，产生创新要求高、附加值高、知识密集程度高的新岗位，传统相关岗位也将进行转型与创新。人工智能在取代一部分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系列新岗位，在资本化效应影响下，企业纷纷进入需求和生产力较高的产业。最终来看，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投放市场产生了大量更为优质的就业岗位，提升了生产效率，破除了包括传统服务业在内的传统部门的规模困境与效率困境，足以抵消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另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将通过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发展，通过数字产业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塑造服务业现代部门的新优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凭借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破除传统服务业带来的效率困境，弥补服务业传统部门的不足。此消彼长，即可破除服务业结构困境。

三、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本文总结出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存在的四点隐患。一是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进程方面，数字经济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参与者越多产生的经济效应就越显著，而参与者的多寡往往与数字化开启时间的先后挂钩，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刻不容缓。二是数字要素使用规范方面，数字要素的不规范使用容易对消费者的隐私权造成侵害，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大数据杀熟、垃圾信息骚扰等不良后果。三是数字平台的规范化方面，针对平台的限制手段有待完善。数字产业具有先天性平台信息优势，易对构成平台实体的商家的权益造成侵害，入驻平台的商家相对于平台而言是弱势群体，缺乏反抗平台不合理行为的手段。四是人才供应方面，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需要加强数字产业化，加速产业数字化，在核心技术研发、平台主体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拓展等方面需要大量的各层次人才，而我国尚存在较大的相关人才缺口。清除上述隐患既是促进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上述隐患，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归纳为加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完善数字安全规制以及确保人才供给。

（一）加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

可从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动数字金融普惠性发展、引导服务业数字化创新四个方面加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首先，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前提在于该企业处于数字经济赋能范围之内，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覆盖范围的扩张为重中之重。数字基础设施虽边际成本低，但初始建设成本极高，且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以及外部性的典型特点，只有当其建设规模达到一定边界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⑧。鉴于数字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政府应当积极充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其次，数字经济以5G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降低服务业数字化改造的门槛与成本、扩展数字技术在服务业的应用场景、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后的生产效率，核心技术的进步与突破是服务业数字化改造的催化剂。因此，政府应当提升对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研发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相关院校的科研属性，拓宽核心技术研发的参与主体，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突破的重视程度。再次，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创新，具有普惠性与精准性，可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门槛，对急需进行数字化改造的传统服务业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应积极推动银行的数字化改造，推动数字经济赋能银行体系，加速数字金融普惠性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数字金融管理，设立数字金融监管体系，提高数字金融行业审核标准，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平稳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最后，服务业数字化改造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引导传统服务业从业主体弄清“为何改”和“如何改”的问题，调动传统服务业从业主体进行数字化改造的主动性、积极性。具体而言，可进行服务业数字化改造试点，构筑服务业数字化改造推广平台，介绍相关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支持参与企业探索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引导企业向数字经济新发展模式转变。

（二）完善数字安全规制

可从规制数字要素市场、强化平台经济监管两个方面完善数字安全规制。数字要素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特色生产要素，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挥着提升生产效率、促进要素循环的重大作用，具有流动性强、附加值高、复制成本低的特点，是社会大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生产要素。当前我国数字要素市场尚在发展初期，缺乏明确的规制政策，不利于数字要素市场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明确数字要素市场准入机制，明确对数字要素使用权责的界定，引导数字要素市场形成良好的市场氛围。数字要素来源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记录与分析，涉及消费者隐私，消费者相对于数字要素服务供给方而言具有先天性弱势，这对数字要素市场的参与主体信用资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数字要素市场鱼龙混杂，以侵害消费者隐私为手段获利的事件屡见不鲜。对此，政府应当增设数字要素市场准入标准，设立数字要素市场参与主体信用资质审核部门，加大对数字要素非法获利行为的惩处力度，净化数字要素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规制数字要素市场还要明确对数字要素市场业务层级的划分，促使各层级分工明确。政府应引导数字要素市场进行明确化分工，具体分为数据搜集层、数据处理层与数据应用层，防止不同层级之间的业务渗透降低专业化程度与劳动效率⑨。另外，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延伸出平台经济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由于在平台经济发展初期缺乏对平台运营方的规制，导致对平台参与方的正当权益造成侵害。平台作为数字要素的整合方，既掌握消费者行为分析数据，又控制作为供给方的平台参与者的命门，对消费者和商家都具有潜在的威胁，成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中间商。缺乏规制的平台不仅无法发挥平台经济资源整合、统筹调配的作用，反而会成为供需两头吃的新型垄断企业。政府应当加强对平台运营方的规制，设立平台运营底线，要求平台坚守运营红线，对触摸底线、逾越红线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惩，保障消费者与供给方的利益。

（三）确保数字经济人才供给

可从改革人才分流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培育创新型人才三个方面确保数字经济人才供给。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需要通过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通过数字产业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字经济保障服务业合理化发展，这对当前的数字人才供应水平提出了挑战。提升人才供应水平需要治标又治本，一方面，通过加快对国内人才培育模式的改进实现短期中低端人才供应，通过加大对国际人才的引进力度实现短期尖端人才供应；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创新型人才来确保长期人才保有率，最终达到破除人才供应水平不足困境的目的。首先，在改革人才分流模式方面，既要推动专业人才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要提升产学研用衔接程度，最大化吸收专业人才。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普及力度不断加大，人才培育年限却不断增加。其中既有国内市场缺乏相应高级岗位的原因，也有人才分流工作未能及时跟进的缘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政府应积极创新人才分流的模式，可通过推行基础教育专业教学嵌入试点、基础教育专业实习嵌入试点等方式，进行专业分流渐进式改革，并同时加大专科教育资源投入，鼓励相关产业进入专业院校招聘，促进人才尽早进行专业化培训，满足我国短期内人才需求的中低端供应。其次，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方面，主要工作应集中在引进尖端数字技术人才。我国在人才方面存在结构性失衡，我国以庞大人口基数辅以普及性基础教育可满足中低端人才供应，但缺乏足以攻克尖端核心技术领域的尖端人才。对此，政府应加大力度鼓励企业聘请国际尖端人才，优化我国人才结构体系，发挥我国人才储备丰富的优势，通过加强团队建设完成尖端技术承接，提高我国短期内尖端人才的供给水平。最后，在培育创新型人才方面，要从基础教育开始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创新意识，摒弃填鸭式教学，重视个性化发展。改革人才分流模式和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只能满足我国短期内对于人才的需求，若不从源头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政府应注重培育创新型人才，推行创新教育改革，注重青少年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育，以此确保我国人才长期可持续性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