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出口便利条件的长三角地区顺应国际国内形势，以制造业为主体率先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有力推动了长三角经济率先进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但是由于长三角主要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占据加工制造的环节，在向更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时面临“被俘获”的低端锁定困境。在2020年8月20日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长三角区域“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并提出长三角区域要发挥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

当前我国面临以产业转型升级支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的重要关口，面对持续恶化、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产业链国际大循环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导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战略选择，扩大内需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产业转型升级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支撑。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支撑，塑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垂直分工产业链，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路径和战略支撑。长三角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门类齐全配套完善，产业科技相对发达，发挥自身优势构建国内产业价值链以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不仅是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领头雁”的责任，也有助于形成新的转型升级路径。

一、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通常将制造业转型升级界定为生产更高附加值产品的能力①(1)，而国内学者则从技术创新、附加值、污染水平、结构、产业组织等多个角度展开探讨②(2)。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其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一般性特征和典型意义。

研究表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较大局限性。Gereffi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GVC)沿着OEM(代工生产)-ODM(贴牌生产)-OBM(自主品牌)路径实现产业链升级。③(3)但是我国长三角等地企业经验表明，由于发达国家链主企业的技术保护和环节控制，加入GVC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会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俘获”而陷入“低端锁定”④(4)，显著抑制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⑤(5)突破困境需要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制造业集群为引领，进行包括产业链创新⑥(6)、构建国内价值链⑦(7)、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本土跨国公司⑧(8)，通过国内产业融合实现整体升级⑨(9)。

事实上，相对于国际市场而言，国内市场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高端化升级。Poter认为⑩(10)，内需市场通过规模经济、临近消费者效应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形成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内需市场为制造企业避免“市场隔层陷阱”提升市场能力提供了可能，也为本土企业吸引国际人才、加速技术创新提供了规模效应诱因。(11)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实现产业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市场分工的程度，市场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形成细致的社会分工，从而经验、知识与技能获取速度就越快。Kuznets认为大国具有大规模市场和更多技术应用场景，因此大国相对小国而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更有效率。(12)Romer、Lucas在内生增长模型中也用人口规模等参数强调了市场规模对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13)大国具有国内市场规模和资源条件，从而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方面更加具有效率，这是大国和小国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Young研究表明较大市场规模国家更容易提高产业效率和竞争力，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①(14)内需市场也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依托。②(15)因此，新发展形势下，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③(16)

构建国内价值链是实现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以内需市场为依托集聚高端要素提升国内价值链是实现开放条件下长三角制造企业从被俘获和被压榨的全球价值链中突围的关键。④(17)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的垂直分工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和地位⑤(18)，而且构建国内价值链有助于缓解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态势⑥(19)。但是目前国内市场分割导致国内价值链区际联系单向化、低端化⑦(20)，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内价值链关键是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构建跨区域国内产业网络和全球领导型企业⑧(21)。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将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即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会增加对高层次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另外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会使得投资者对相关产业的预期进行调整，从而影响生产要素流向，最终引致产业结构升级。⑨(22)

综上所述，目前相关研究均认为，相对于国外市场和国际大循环，内需市场和国内大循环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大国经济而言，要想迈向价值链高端必然要建立更加依赖内需市场的转型升级道路。事实上，当一国从依赖外部循环转向更加依赖国内循环的发展道路时，也会促进内需市场的扩大和结构升级。一是对要素市场升级的拉动效应，当制造业产业链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实现产品结构、技术结构、附加值结构升级的过程，需要更新机器设备、新原材料、更高素质劳动的投入，从而扩大高端要素需求，促进要素市场升级；二是对产品市场升级的拉动效应，当通过制造业技术、生产、设备升级生产更低成本、更高品质的产品时，能够有效引导最终消费的扩大与升级，形成更加高端和多层次的消费结构、消费环境和消费市场；三是通过收入提升的推动效应，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效益及劳动力等要素收入水平，从而推动消费市场扩大和升级。因此，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内需市场的畅通循环和相互促进构成了国内大循环不断升级的基础。目前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大多从全球价值链攀升视角或区域一体化内部创新合作视角出发，而基于内需市场和国内大循环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探讨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转型升级路径。

二、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现状

1978年以后，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雁，长三角地区依托制造业率先实现了经济腾飞，工业产值从1978年的983.77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33.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一度在2005年上升到33%，之后缓慢下降，2020年为27.44%。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三角各省市相继提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任务，认为制造业必须要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发展路径。目前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最高、配套最为完善的区域之一。但是也应看到，受路径依赖、低端锁定、技术瓶颈、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瓶颈制约，表现出高端产业低端化、低端产业过剩化、产业链不稳定等特征。

据表1和表2，可以看出，总体而言长三角制造业结构在向技术密集型升级，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比重不断上升的态势。2000—2020年期间，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下降，而以机械装备产业、医药制造业等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上升。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占比从2003年32.4%、32.8%和34.8%转变为2020年的20.73%、38.21%、41.07%。①(23)2020年，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24.5%)，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33.5%)。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6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

表1 2000—2020年长三角主要产业变化

表2 2000—2020年长三角制造业占全国比重变化情况

为了准确衡量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根据韩振国等(2018)的方法，采用加权法计算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数(简写为MUI)。公式如下：

代入数据，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总体而言，上海制造业发展水平居于长三角领先地位。浙江在2013年之后、江苏在2016年之后、安徽在2018年之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开始加速。

图1 2005—2020年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数

(二)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下面基于2006—2020年经验数据，通过经验数据实证分析国际大循环及国内市场分割等因素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以三省一市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数为因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MUIit=β0+β1MUIit-1+β2ICit+β3MSit+β4RDit+β5Hit+β6PCDIit+β7T+εit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MUIit-1是产业转型升级指数的滞后项，表示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受到当期因素的影响，也与发展基础相关。IC代表各省市参与国际大循环指数。MS代表国内市场分割指数。RD代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能够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生产率和产业链效率。H代表各省市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基础要素支撑。PCDI是各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PR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的虚拟变量。ε是随机误差项，反映了除上述因素外的随机因素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这里用外贸依存度来评价长三角制造业对国际大循环的依赖水平。用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外贸依存度高表明对国际市场和国际大循环依赖度高，同时也表明国际大循环在地区制造业发展中的地位重要。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江浙沪地区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虽然短暂的上升，但是不改持续下降的趋势。2020年，上海外贸依存度93.84%，江苏44.73%，浙江40.91%，依然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近年来江浙沪外贸依存度下降，原因并不是进出口绝对规模下降，而是国内经济和国内循环规模大幅上升，导致国际循环相对国内循环的比重下降。

图2 三省一市国际大循环水平

一般认为，市场分割会减弱技术创新的扩散以及产业跨区域发展，从而限制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主要目标就是消除市场分割。对市场分割指标的衡量有生产法、贸易法、问卷法、价格法等，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①(24)，通过计算不同地区之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套利空间，来衡量市场分割程度。同时用该省(市)与相邻省(市)的市场分割度平均值来表征该省市面临的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长三角国内市场分割度呈现下降趋势。

图3 三省一市的国内市场分割指数

其他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用各个省市人均受教育值来衡量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人数×1+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数×9+高中和中专学历人数×12+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人数×16)/6岁以上人口总数。人均收入使用《统计年鉴》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来表示。数据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2006—2020年)

(三)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可能是完全外生变量，上述回归模型可能存在组间同期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导致有偏和非一致性的结果。为了消除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影响，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进行估计。

如表4回归结果所示，模型(1)中，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滞后一期(L.IU)影响非常显著，表明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积累过程。国际大循环指数(IEC)影响为正，显著性水平90%以上，表明参与国际大循环可能有助于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市场分割(MS)与长三角制造业升级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分割度增加有利于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这与理论分析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在早年市场分割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先发优势、特殊政策吸引战略新兴产业不断积聚，形成了集成电路、医药等新兴产业基地。而随着近年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下降，再加上国内高铁高速网络越来越发达，长三角独特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正在下降，一些新兴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例如笔记本电脑产业和新型显示器产业，近年来开始大规模向重庆、西安等西部城市转移。研发投入(RD)与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在99%以上。人力资本对长三角转型升级作用不显著，表明尽管近年来长三角各省市人力资本都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但是对产业转型升级作用不大。原因是，尽管近年长三角地区人均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但是这种均值提升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目前面临的技术困境和市场困境作用不大，长三角制造业发展需要创新领军人才。令人意外的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增加(INC)并没有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反而表现显著抑制作用，显著性水平在99%以上。原因可能是近年来长三角人均消费的增长主要是对服务性产品的消费，也包括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对制造产品的消费升级不显著。

表4 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注：“*** ”“** ”和“*”分别表示99%、95%和9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考虑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在模型(2)中加入了国际循环指数二次项。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国际循环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但是显著性不高，表明国际大循环对长三角转型升级的短期影响为正，但是这种促进效应呈现逐渐弱化趋势，长期为负。可以看到其他变量系数大小以及显著性变化不大，说明方程具有稳健性。模型(3)中加入了市场分割指数，可以看到，加入二次项之后，市场分割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次项影响显著性水平提高到99%，二次项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分割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长期影响为负的特征。模型(4)中加入了市场分割和研发投入的一阶滞后项。可以看到，国内市场分割滞后项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显著的影响，表明市场分割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可能是持续性的。而研发投入滞后项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近年来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是资本堆积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或者说研发投入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匹配性不高，产业链和创新链并没有同步提升。

2008年以来，国际大循环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开始减缓，抑制作用开始快速显现。尤其近年一些发达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战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精准脱钩”政策，长三角制造业面临的国际大循环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风险大幅增加。而国内大循环的规模和能级持续稳定地提升。2021年我国GDP达到了114万元，人均GDP超过12 000美元，中等收入人口达到4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4万亿元，与美国已经接近，尽管近年国内经济发展有所减速，但是增量规模仍然在全球前列。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我国地区间市场分割将大幅减弱。新发展阶段下，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不能仅仅着眼于自身能力的提升，还要注重引领和推动国内产业链循环的形成和升级。也只有基于国内大循环来构建和重塑产业链和产业创新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中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和持续力，实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创新驱动、市场驱动产业升级路径。

三、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对于长三角而言，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两种路径选择，一种是继续沿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构建和占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向研发设计、关键设备、品牌服务、营销渠道等“微笑曲线”两端延伸，逐渐获得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和主导地位。另外一种是依托国内大市场和国内大循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产业链的升级。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循环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市场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效应不断加强，新发展阶段下长三角必须将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结合起来，发挥长三角制造业规模和协同的独特优势，推动国内产业链整合、延长和强化，以相对先进制造业能力推动国内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性平衡和动态升级，实现供给与国内需求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推动国内产业链跨区域整合和链接，提升针对国内市场的创新能力和质量品牌水平，在引领带动国内产业价值链重塑和升级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高级化、现代化发展。

第一，依托龙头企业和节点型企业整合和重塑国内产业价值链。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大重构，国内产业链也面临重塑和优化的重大调整，构建具有自主可控、安全可控的国内产业链是当前我国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尽管在全球产业链中长三角制造业处于中低端，但是从国内看，长三角制造业仍然具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新发展阶段下长三角制造企业要放眼“全国一盘棋”，担当起整合和重塑国内产业链的重任，推动国内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与系统重构。一是加大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链主”培育力度。长三角三省一市要在各扬所长基础上共同建链、强链，在重点产业打造一批品质高端、信誉过硬、市场公认的“链主”，培育一批掌握全产业链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强化产业链专利布局和运用，利用已设子基金加大对相关产业链的投资支持力度。二是要以长三角龙头企业为依托推动区域内和区域间企业并购重组，延长和强化全产业链能力。鼓励和推动长三角龙头企业沿长江经济带兼并收购重组上游企业，将资源集中投入高附加值的品牌和技术环节。三是鼓励龙头企业将自身非核心的加工组装业务环节逐渐剥离与分立，并集聚资源集中到核心业务研发、高端品牌或者市场渠道建设上。四是重点在新兴产业方面建设一批自主性强的国内产业链。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新兴产业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杭州在数字经济和云计算、无锡在传感器和物联网上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要抓住数字生产、数字消费爆发的趋势，加强跨地区合作，加快新型技术全国范围的产业转化，形成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推动形成区域一体化、国内市场循环的大产业链体系。

第二，依托国内大市场加快推动区域制造产品质量和品牌升级。要大力提升对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针对当前阶段我国内需市场存在的结构性错配——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问题，通过提升长三角制造业体系改善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一是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长三角制造产品质量优势，要通过调整现有供给结构、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种类，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标准，提升产业品牌影响力，提高质量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二是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企业适应和开拓国内市场的渠道、标准和环境，培育国内市场，扩大内销份额。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放眼全国区域阶梯递进发展特征，优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服务环节，推动长三角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与全国消费结构更好地磨合对接。重视国内青年群体的新潮和时尚性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持续创造新的全国性消费热点和消费浪潮，利用长三角数字经济优势开发引领全国的数字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品种，创新老龄化市场产品，为全国老龄化人口提供新市场供给。三是建立“一市三省”统一的质量信息数据库，开发在线检测、过程控制、质量追溯等质量管理工具，加强质量数据分析，推动企业建立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础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

第三，整合区域科技资源为国内大循环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作为全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资源的高地，长三角地区不仅能够为国内市场提供高质量产品，也能够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在引领带动全国产业科技升级过程中提升自身产业科技水平。一是要整合长三角各省市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资源共享和协作体系，创新合作机制，共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研发平台、公共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形成更加凝聚合力、各方协同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重点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加大成果转化力度和推广力度，推动跨区域产业技术合作，推动中西部产业技术水平向东部沿海地区靠拢。二是要发挥长三角国内外科技资源关键枢纽节点作用，构建全区域更大科技合作平台，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形成国内制造业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双循环的“关键枢纽”，连接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大范围的开放协同创新。三是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大力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资源。包括吸引国内外知名大学、研发机构和跨国公司在长三角设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通过“逆向发包”的方式，将研发项目发包给国内外科研团队。

第四，加快建设内外联通的统一市场并引领全国市场规则和政策协同。破除商品和要素的流动障碍建设区域统一大市场，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目标所在。在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需要进一步拓展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一是要建立长三角三省一市规则统一协同的市场制度政策体系，在企业登记、投融资、土地出让、环保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建立协调一致的制度和政策。建立长三角制度和政策协调化组织，负责推动和监督区域市场制度的统一协调，推动监管标准和检验结果互认。同时要以长三角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和政策探索为基础，放眼全国相关区域进行市场制度和政策一体化创新尝试。二是推动区域内外要素市场的统一协调。各省市要进一步探索土地增减挂钩和增存挂钩节余指标的互剂互通，进一步厘清推荐区域内产业转移附带建设用地指标、碳排放和能耗总量指标面临的核心困难，破解计划指标管理对区域间产业转移和承接的阻碍，并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拿出解决方案。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技术打破技术人员流动壁垒，促进高层次技术人才在区域内外更加高效流动和使用。加快破除科技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建立跨区域制造业转型转移投资基金，推动长三角先进制造业企业在分立和部分转移中实现竞争力提升和利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