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信息技术时代知识的指数级增长和低摩擦流动颠覆了传统的边界概念，跨越原有边界的技术资源整合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产业交叉跨界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新动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跨界融合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引领性文件中多次提到“跨界融合发展”“跨界技术融合”“技术跨界创新”等创新发展路径。基于集成创新思想的跨组织跨领域技术融合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的重要方式。[1]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了从周围环境中吸取资源对组织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2]现实中，企业纷纷通过跨界搜索、跨界合作、跨界并购等方式进入跨界融合发展的轨道，并以此作为保持或寻求资源优势的重要路径。摩根大通2018年发布的《全球并购展望》认为，科技变革将会持续推动行业整合和跨行业并购，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各行业普遍面临颠覆性变革，“赢者通吃”的商业格局逐渐形成。当并购成为企业重要发展战略的同时，技术并购作为获取创新资源的手段，如何借助技术并购提升企业绩效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话题，[3,4]不同类型技术并购的细分研究也日益多样和深入。目前，学者们对于技术并购的定义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标准，即在主并企业披露的并购公告中明确表述，以获得目标公司的技术、专利或关键研发团队为并购目的或目的之一。[5]胥朝阳等[6]进一步基于并购动机并依据并购双方行业代码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将技术并购划分为进入型、升级型和互补型，姚伟坤等[7]根据技术关联类型将技术并购划分为互补型关联、替代型关联和通用型关联，张弛等[8]则根据并购双方所处的行业相同与否将技术并购分为水平、垂直和混合技术并购等。在以上从行业、技术关联、并购动因等角度对技术并购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聚焦于跨越并购双方在技术领域的跨界技术并购。为明晰研究边界，本文将其界定为主并企业以获取对方技术为目的且突破自身技术领域或产业边界进行跨界融合发展的并购行为。

作为一种旨在跨越边界进行资源获取和优势重塑的集成创新行为，[9]跨界技术并购在为企业带来价值机会的同时，亦由于思维惯性及技术路径依赖[10]等原因导致技术整合困境，为并购目标的实现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更加凸显了并购对绩效的“双刃剑”影响效应。这就要求管理者能够有效识别影响并购协同的多重条件，结合企业自身要素禀赋选择适应性的并购策略。并购后创新绩效的达成是涉及企业内部属性与外部环境多因素交互的过程，[11]并购双方的技术资源特点及匹配性、[3]主并企业的创新资源、[12]并购双方所面临的技术环境[13]等都可能成为影响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14-16]现有文献虽然证实了技术特征、研发投入、环境特征等单个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净效应”，但并未取得一致结论。基于此推断，这些因素对企业技术并购后创新绩效的影响亦非单一效应，而是存在各个环境或资源因素间的互补或替代等关系，从而形成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合效应。如果不能在整体观的视角下解释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发生的复杂性，明确具有何种内外部条件的跨界技术并购行为更易达成较好的创新绩效，研究结论对并购决策的支撑作用将非常有限。TOE理论（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将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层次的因素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研究三者的交互影响，可以从整体观的视角分析和揭示技术并购创新绩效产生的过程，因此本文将该理论作为研究的逻辑基础。

技术融合和创新发展是一个技术、组织和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现阶段学者大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或问卷调研、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对这一过程中的规律进行探索。问卷调查、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受到建模分析软件的约束，存在片面性，导致不同研究情境下这些因素对创新绩效可能存在正向、反向或非线性影响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定性分析则受到分析者主观因素和能力的限制，大多停留在理论的描述和推演上，缺乏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在复杂决策中，“组态视角”被广泛用于发现多因素间的因果复杂性。该视角认为，多重影响因素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并且可以通过差异化的组合来达到影响决策结果的共同目的。面向组态分析的fsQCA方法可以有机地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既能通过分组进行特征交互研究，又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构建与推演，为多因素交互的复杂系统研究提供了工具。因此，本研究拟基于TOE理论引入组态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达成跨界技术并购高创新绩效与低创新绩效的因素组合进行探索，分析其中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效应，[17,18]尝试回答导致绩效结果的条件组合有哪些，哪些条件在其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各项条件间具有何种互补或者替代关系等问题。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理论层面，基于整体观的研究视角，发现了导致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结果的多种等效路径。一方面，回应了相关回归分析中同一原因变量在不同研究中与结果变量之间关系不一致的现象，为并购成功路径的研究提供一种基于组态视角的思路，证实了实现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的组合性和实现路径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资源获取和内化的前因条件如何导致资源优化结果的黑匣子，回应了长久以来针对资源基础观的因果模糊性的挑战。第二，实践层面，为不同技术特质的企业在不同的技术环境下进行跨界技术并购决策时，综合考量自身的资源特点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理性选择目标企业和制定技术吸收策略提供系统化的决策支撑，亦为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并购交易的监管提供经验证据。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型

1.企业跨界行为：从跨界搜索到跨界并购

资源基础观把企业看成资源的集合体，认为资源的异质性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基础。[19]随着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和信息传播方式的丰富，跨界融合发展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企业培育资源的VRIN属性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跨界搜索、跨界合作和跨界并购等方式嫁接外部资源，进行再创新，从而实现价值跨越。Rosenkopf等[20]首次对跨界搜索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跨界搜索是企业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下跨越组织边界寻找异质性知识的过程。这一组织行为有利于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寻找到外部的互补性知识和资源、[21]避免组织内的路径依赖性和短视性、[22]提供创新合作机会、促进跨界合作行为。[23,24]在跨界搜索的基础上，企业通过跨界合作与多个主体建立或紧密或松散的合作关系，创建更庞大且多样的合作网络，获取其在搜寻过程中认定的有价值的稀缺资源。[25]但是，跨界合作过程中仍存在获取资源不稳定、[26]关系维护成本高[25]等问题，当企业需要对认定的“界外”资源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时，基于股权联结的技术并购在知识整合、[3]融合创新[14]等方面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27]因此，企业通过跨界技术并购亦有可能快速突破和拓展现有的资源边界和价值链，并通过整合既有技术与所获界外技术拓展创新灵感和价值增长点，重塑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价值创造模式。

2.理论模型：TOE框架与跨界技术并购的技术整合

Tornatzky等[28]首次提出了分析企业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TOE框架。经过多年的发展，TOE框架已经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解释组织的技术整合和采纳行为。[29,30]该模型强调技术应用条件对技术应用效果的影响，框架中的T、O、E分别代表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技术因素是指现有技术及市场上仍未被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31]组织因素是指一些与资源利用和采纳相关的组织特征，包括组织规模及范围、管理结构特性及其他组织内部可利用的相关资源等；[32]环境因素则是指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包括所处的政府环境、宏观环境、行业环境、竞争强度等。[33]TOE 框架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创新采纳模型，[29]T、O、E的具体指代也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不同而不尽相同，研究者需要根据特定的应用情境对其进行拓展。跨界技术并购本身就是企业在一定外部环境下的一种主动的技术搜索、获取和整合吸纳行为，强调对并购双方技术资源的创造性融合。[5]因此，基于TOE框架，并购双方的技术特征、并购企业的创新资源及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外部环境都可能成为影响跨界技术并购绩效达成的关键因素。

3.TOE框架中的主要因素对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

（1）技术：技术基础

TOE框架首先关注企业本身和可能引进的技术特质对企业技术应用和整合行为的影响。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会拥有基于先前资源配置进行决策后带来的资源储备，而且这种资源储备会对企业接下来获取和培育特殊资源的决策产生影响，形成新的资源储备。[34]技术并购情境下，并购双方的技术资源构成既是双方企业并购前的资源特质，亦是并购后双方进行技术融合进而形成异质性资源的资源基础。现有文献通常从主并企业和被并企业各自的技术多元化和并购双方的技术邻近性两个视角衡量企业的技术资源禀赋，[35,36]证实了其对技术并购绩效的影响。其中，技术多元化代表并购双方各自的技术基础扩展到技术领域的广度，[37]技术邻近性则强调并购双方所具有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基础的关联度。[38]

技术多元化是企业已有创新网络及对外部知识转化吸收能力的体现。[36,39]Breschi等认为，[40]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在不同技术领域申请专利的行为正相关，能够反映出企业隐性知识的分布广度。自Cantwell等[26]创新经济学者开始关注技术基础范围对企业构造持续创新优势的作用机理以来，学者们对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论证，但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有学者认为，为了将隐性知识商业化，企业会通过内部研发、外部合作及技术并购等多种方式将技术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扩展到多个技术领域，[26,39]技术多元化大多伴随着产品和市场多元化，但其不单单指技术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强调与产品和市场相契合从而进行产品创新，尤其是在开辟和保持新市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41]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技术多元化有助于企业通过多要素组合构筑知识网络促进技术并购后的创新产出，但是多元化程度过高则会导致企业注意力过于分散，进而对其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技术邻近性强调进行合作、并购等行为的主体双方获取外部知识时具有的先验知识和技术的关系特征。技术邻近性在合作创新中的重要性被学者们广泛证实，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有学者认为，技术邻近能够使组织间进行有效沟通进而提升双方合作紧密度，[42]无论以专利组合的相似性[43]亦或并购双方的技术重叠程度[44]来衡量，技术邻近性均能够对企业创新联盟或并购等企业的创新性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43-45]但也有学者发现，合作主体之间识别和吸收新知识要求双方具备对彼此技术基础沟通和了解的能力，然而技术过于邻近或互补性过小都难以激发企业的创新产出，据此有研究证实技术邻近对产学合作绩效的影响为倒U型。[4]

（2）组织：创新资源

TOE框架关注组织的管理结构特质和可利用的相关资源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而创新资源是一个进行开放式创新的组织有效整合内外部技术的资源基础。[46]创新资源需要借助吸收能力达到商业化的目的。[42]Murovec等发现，[16]吸收能力的决定因素包括内部研发、员工培训、创新合作等创新资源的投入。其中，作为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主要方式，内部研发有助于企业积累相关经验以提升对外部技术资源吸收整合的能力；创新合作则发挥对内部研发的补充及提升作用，分别强调企业的内、外部研发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

内部研发投入是企业对外部技术资源进行吸收同化的关键步骤，并且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外溢的程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技术邻近程度低的情况下，较难克服隐性知识的独特性、专用性所带来的转移壁垒，[35]通过增加研发投入的方式提高研发基础有助于此类企业对与自身技术轨迹跨度较大的资源进行吸收整合。研发投入对技术并购后创新绩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得到了大多数文献的证实，Song等[47]认为内部研发资金的投入可以提升企业对外取隐性资源吸收并转化为创新资源的能力，有利于企业技术并购后创新能力的提高；王宛秋等[27]发现研发投入在技术并购后主并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即认为技术并购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即使没有持续的研发投入也会因进行了技术资源外取而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48]而且，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会增加企业泄露核心技术的风险，削弱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49]

而外部创新合作有利于企业建立以自身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创新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作为企业的社会资本，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异质性知识资源，还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吸收。企业与合作伙伴关系维持的时间加长和紧密度加深，有利于提高企业对知识的敏感度并促进隐性知识向企业流动，继而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50]同时，企业与外部研发机构合作的深度开展会提升企业快速识别外部创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所用的效率，[51]逐渐发展成一种不可被其他企业模仿的竞争优势，[52]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总体而言，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与创新合作等是培育吸收能力的重要组成，会对技术并购后的创新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

（3）环境：外部因素

根据权变理论，组织的战略和行动受所在环境的影响。TOE框架下，高速的技术进步导致的技术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为企业维持资源的独特性带来挑战，从而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决策和绩效。[53]一方面，高动荡的技术环境会缩短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和企业赖以保持竞争力的异质性资源的“保鲜期”，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施加压力，激励企业快速反应以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54]另一方面，高动荡的技术环境鼓励更多新技术的研发和创业企业的产生，为企业搜寻外部技术资源提供丰富的技术和企业标的的同时也为企业资源配置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4]从而使技术合作或技术并购成为应对技术进步压力，保持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更进一步看，从企业的技术决策与技术环境适从性的角度思考，技术环境的动荡性亦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情境下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绩效。

4.TOE框架中技术、组织、环境三者在企业跨界技术并购中的交互效应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到，TOE框架中并购双方企业的技术特点和技术关系、[4,41]内部研究投入和外部创新合作的组织资源分配、[47,52]技术环境的动态变化，[54]对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的实现均有重要的作用。根据权变理论，它们的作用并不孤立，而是始终处于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并购双方企业的技术特点和技术关联性构成了跨界技术并购后进行创新融合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融合的可行性和难度，进一步影响了这一过程对组织资源的具体需求；主并方创新资源的分配一方面受并购整合目标和双方技术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一定技术特征下创新绩效的实现；同时，在内外部因素不断交互下，企业不断地从环境中汲取资源，并根据环境动态地调整行为，在不断变动的条件下以反馈形式趋向目标的达成。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Miller[55]提出的组态视角旨在刻画前因条件间的相互依赖与共同作用对结果产生的影响，为解决传统回归方法中存在的仅能基于自变量间相互独立、单向线性关系和因果对称性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净效应”问题给出了新的思路。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产生为处理此类复杂组态问题提供了现实方法，整合了案例研究与变量研究的优势，并通过集合分析发现因素构型与结果的集合关系，能够证实复杂因果关系的三个重要假设：组合性、等价性和非对称性。[56]fsQCA是QCA研究方法中一种基于集合理论并运用布尔运算把研究的前因条件和相应结果概念化为0-1数值的方法，可以得到子集合间条件必要或互斥的关系[57]且满足组态分析的需求，相较于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该方法还能进一步处理有关程度变化抑或部分隶属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基于TOE框架，提取并购双方技术结构（并购双方的技术邻近性、主并及被并企业各自的技术多元化）、主并企业创新资源（内部研发投入、外部创新合作）、外部技术环境（技术环境的动荡性）三个层次上的六个关键因素。本文采用fsQCA的方法，对导致跨界技术并购的高创新绩效和低创新绩效的前因组合进行分析，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2.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筛选具体步骤为：首先，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公告的并购事件中选取时间跨度2007（2007年起企业研发投入的信息披露较为规范）-2015年（为保证可以完整获得并购后两年的专利数据信息）之间的技术并购，得到459起技术并购事件，并购完成后主并企业拥有被并企业20%以上股权且并购成功的事件为413起；其次，在上述413个样本中，进一步筛选出并购双方处于不同技术领域和具有明确跨界发展动机的并购事件。其中，在公告中判断并购双方是否处于不同的技术领域，至少存在下列三种情况之一：（1）明确说明目标企业的技术领域、产品类型或所属行业与主并企业存在显著差异；（2）未明确说明（1）中的差异，但根据公告中双方的技术支撑、业务范围或企业战略可以推断出两者不属于同一技术领域；（3）通过前两个标准无法判断时，根据主并企业和被并企业拥有数量最多的专利是否属于同一专利类别进行识别。在公告中的并购预期中，判断企业在未来发展时是否具备明确的跨界倾向，至少满足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一种：（1）主并企业具有快速切入目标公司技术领域的知识基础及相关资源；（2）企业现有的技术与被并企业技术相结合可以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或开发新产品；（3）并购双方的技术融合能够产生协同效应，进入与两者均不同的全新领域或产业。除满足上述对跨界技术并购的定义外，剔除变量存在缺失值、ST类公司并购事件的样本。经过上述步骤，最终得到了94起跨界技术并购案例。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其中，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技术环境动荡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研发投入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手工搜集，创新合作根据上市公司官网“对外合作”部分或上市公司公告整理后得到。

3.变量测量

（1）结果变量

创新绩效（PATENT），衡量企业在跨界技术并购后取得的创新绩效。本文参照Ahuja等[15]的研究，以并购后的专利产出作为创新绩效衡量的基础，考虑目前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企业研发活动更加活跃等情况，同时为排除绩效计算区间过长导致的“噪音”，对Ahuja等[15]的衡量方式进行了修正，把专利计算区间缩短到并购当年至并购后第二年，并直接采用主并企业专利申请数的总和来衡量跨界技术并购的创新绩效。

（2）前因变量

技术多元化（TD），分别衡量主并企业和被并企业在跨界技术并购前技术基础的多样化程度。技术多元化反映的是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的多元化程度。学者们关于技术多元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技术多元化是企业对内外部资源不断进行整合重组的成果，整合经验作为隐性知识支撑企业进行全新的技术投资；[33]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技术多元化会消耗企业更多的资本进行协调与整合，最终对创新绩效产生消极的影响。[49]基于组态视角的研究较好地避免了回答诸如“技术多元化能否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这类绝对性因果关系的问题，降低了将关键问题提取成变量进行研究的片面性。本文将技术多元化视作复杂情境的条件之一，通过多条件相互依赖或排斥的组态进而决定高创新绩效出现与否。在衡量企业在跨界技术并购前技术资源的多元化程度时，分为主并企业技术多元化（ATD）和被并企业技术多元化（TTD），根据赫芬达尔指数测量的方式，选择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采用的IPC国际专利分类主分类号作为技术领域的分类标准，计算分类后的子类专利在全部专利中的占比，如公式（1）所示。该方法是学者较多采用的测量技术多元化的标准，可以表示企业涉及技术领域的多样性。

其中，Pi表示企业拥有第i种专利占全部专利的比值，TD的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技术多元化水平越高。

技术邻近性（TP），衡量主并企业和被并企业技术结构的相似程度。并购双方获取外部知识前具有的知识和技术的邻近性程度直接影响并购后技术融合过程中隐性知识在主体间流动和扩散的效率及程度。[58]本文对技术邻近性的衡量根据1980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相似系数的变形公式。相似系数最早是将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典型结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算术平均结构）进行比较，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参差不齐的程度。Jaffe[59]提出技术距离的概念后，学者们发现专利能够反映出区域间的技术特征，并且数据方便易得，进一步发展出了区域间专利结构相似系数，这种计算思路在区域间、企业间的技术邻近性、技术相似性或者技术重合的刻画上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60]Benner等[60]对常用的刻画技术邻近性的四种方法进行了梳理，分别为夹角法、欧几里德距离法、相关性法、引用专利重叠度。其中，夹角法的普适性更高。[43]首先，整理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取的主被并双方企业在并购前申请的全部专利信息；其次基于国际专利分类标准（IPC）的前三位专利号对全部专利进行分类，计算分类后的子类专利在全部专利中的占比；最后，利用专利结构相似系数公式计算并购双方在并购前专利结构相似程度，完成对并购双方技术邻近性的测度。具体如公式（2）所示。

其中，Xik即主并企业i在并购前所有专利类型中，三位数IPC子类k的专利数占专利总数的比重；Xjk即被并企业j在并购前所有专利类型中，三位数IPC子类k的专利数占专利总数的比重。TP值越大，表示企业之间的技术越邻近。

内部研发投入（IRD），衡量企业通过内部研发投入对获取资源进行吸收内化的能力。内部研发投入代表主并企业通过内部研发对新技术吸收转化的能力，用主并企业在技术并购当年和并购后第一年研发投入金额平均值表示。[34]

外部创新合作（EIN），衡量企业通过与组织外机构进行合作开发对获取资源进行吸收内化的能力。外部创新合作用来衡量主并企业与组织外机构进行合作开发的程度。企业积极与组织外部机构进行合作，能够反映出企业拥有更广阔的技术交流平台与包容开放的研发环境，进一步提升企业对跨界技术并购获得的新技术进行吸收转化的能力。[35]本文用主并企业拥有的与研究机构或其他企业联合实验室的数量表示。

技术环境动荡性（TGS），衡量主并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环境的变化程度。与其他技术环境特征相比，技术进步速度对跨界技术并购后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本文对94个样本的主并企业所在行业的专利进行了梳理，发现不同行业的专利数量增长速度显示出了差异化，与行业的技术变革速度和程度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基于此，我们以并购前三年主并企业所在行业的专利数量的环比增长率的均值表示技术环境动荡性。具体而言，首先计算并购前三年主并企业所在行业的专利数量的环比增长率PGR（如公式（3）），然后求PGR的3年均值得到技术环境动荡性TGS（如公式（4））。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1.变量的校准

进行fsQCA分析时，首先要对上述变量进行校准，转变后集合隶属于0-1。各前因条件的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Calibrate程序赋值标准

2.单项前因变量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分析

对各个前因条件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条件和充分性条件的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所有单项条件变量对创新绩效（高创新绩效和低创新绩效）的实现均低于0.9，不构成也不近似于充分必要条件，满足对构型检验的前提标准。

表2 变量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性检验

3.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的前因条件构型及其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时，将可接受的案例数设定为1，一致性门槛值设定为0.8，得到三类解：复杂解、中间解及精简解。由于复杂解的构型过于复杂，干扰项过多反而不利于后续的路径分析，而精简解的构型只涉及核心因素，对复杂现实的解释不具备参考性，因此介于复杂解和精简解之间的中间解更适宜后续的研究。进一步结合中间解和精简解的构型，区分出核心因素与边缘因素，得到最终路径。参照2011年Fiss[17]发表在AMJ上文章的表述方式，●表示为前因条件的出现，⊗表示为前因条件的不出现，空格表示为前因条件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其中，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44]

（1）高创新绩效构型分析

表3归纳了案例企业在通过跨界技术并购搜索、获取、吸收、利用外部技术的过程中，实现高创新绩效的三种主要构型，分别显示了并购双方技术邻近性、主并企业技术多元化、被并企业技术多元化、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创新合作、技术环境动荡性等前因条件在其中的作用方式，证实了多种前因组合在实现高创新绩效过程中的“殊途同归”。更重要的是，对高绩效跨界技术并购案例的实现路径提取，为不同资源和能力特征的企业在不同的技术环境下进行跨界技术并购决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

表3 高创新绩效构型

注：Frequency Cutoff:1,Consistency Cutoff:0.809

①动荡技术环境。Ha1和Ha2来自同一简化解，是企业处于较高的技术环境动荡性的环境时，实现跨界技术并购高创新绩效的构型。路径Ha1显示，自身技术知识较为专一的企业，在动荡的技术环境下，受到较大的外部技术环境压力并同时受益于丰富的外部创新资源，可以通过跨界收购技术多元化程度高、与自身技术具有较高邻近性的企业来获取更多样的技术资源，再充分利用自身在研发能力上的优势重构内外部资源，进而提高创新绩效。此时，主并企业是否有较多的外部创新合作并不重要。该路径能够解释约18.5%的高绩效跨界技术并购案例，其中约4%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路径Ha2则显示，同样在高动荡性的技术环境中，主并企业自身较高的研发能力及广泛的外部创新合作，是其选择与自己技术领域差异较大且技术多元化程度不高的被并企业的前提条件。该路径能够解释约14.8%的高绩效跨界技术并购案例，其中约10.4%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路径Hb中出现的所有前因条件均为边缘因素，意味着技术环境动荡性、并购双方技术邻近性、被并技术多元化和外部创新合作的存在，以及主并技术多元化的缺失，对于跨界技术并购后高创新绩效的影响是等效的。此时，主并企业在技术资源的构成上缺乏多样性，但是通过创新合作、跨界并购等方式可以获取多元化而且兼容性较好的技术及其他资源，从而帮助企业缓解技术环境动荡性带来的创新资源压力，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该路径能够解释约17.7%的高绩效跨界技术并购案例，其中约2.7%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综合构型Ha1、Ha2和Hb有三点发现：第一，当企业面临动荡技术环境时，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对取得较好的跨界并购后的创新绩效起关键作用，尤其是在高动荡技术环境时，并购后的内部研发投入格外重要；第二，主并企业自身的开放式创新能力与并购双方技术邻近性和被并企业技术多元化在促进跨界并购后创新绩效上的互补关系，体现了主并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对并购双方知识基础差异大及被并企业知识专一化的补充作用；第三，当并购双方知识基础差异大及被并企业知识专一时，企业若不具备较强的开放式创新能力，跨界技术并购很可能面临较高的技术融合风险。

②平稳技术环境。Hc和Hd 构型显示了平稳的外部技术环境下实现跨界技术并购高创新绩效的两种构型。路径Hc说明，在外部创新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自身技术结构单一但具有丰富的创新合作经验、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能够通过跨界并购技术广度较大且与自身技术差异也大的目标公司来实现技术资源的协同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该路径能够解释约10.3%的高绩效跨界技术并购案例，其中约5.4%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路径Hd则显示了技术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主并企业进行并购的情形。技术多元化程度高且外部技术合作广泛的主并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技术结构相似且多元化程度高的被并企业，实现较高的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这时，高创新绩效的实现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依赖较少。该结果为内部研发投入较小的主并企业提供了一条通过跨界技术并购实现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该路径能够解释约9%的高绩效跨界技术并购案例，其中约3.9%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对比路径Hc和Hd，我们至少有三点发现：第一，在平稳的技术环境下，扩大并丰富自身的创新合作网络为企业的跨界行为进行了较好的资源铺垫和整合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企业通过跨界技术并购把握创新发展的机遇；第二，在平稳技术环境下，具有广泛外部创新合作的企业可以通过跨界并购技术多元化高的企业获得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三，在平稳技术环境下的跨界技术并购中，主并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其自身技术多元化和并购双方的技术邻近性在实现高创新绩效时存在互补关系，即在跨界技术并购的整合中，主并企业较高的研发投入能够弥补其自身技术多元化程度低及与目标企业技术结构差异度大所带来的整合风险。

（2）低创新绩效构型分析

动荡、平稳和无关三种技术环境因素下，导致跨界技术并购后低创新绩效的路径如表4中的L1、L2和L3所示。路径L1描述了企业处于较大创新压力的技术环境中内外部资源与能力配置失效的情境。在此路径中，面对快速的技术进步，虽然企业尝试进行了外部创新合作、跨界技术并购等开放式创新行为，但由于企业在技术基础单一的情况下选择进入几乎陌生的技术领域，同时由于研发投入不足又无法对跨界技术并购获得的多样性的技术资源进行内化吸收，从而导致企业跨界技术并购后的低创新绩效。路径L2讨论了平稳技术环境下进行跨界技术并购时内化目标企业资源失效的情况。在此路径中，企业技术基础单一化且外部创新合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倾向于收购拥有多样化技术资源的目标企业，但跨界技术并购对企业在吸收能力和对即将进入的技术领域的理解充分程度上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创新资源与技术基础较弱的企业选择与自身技术领域相差较大的目标企业更易导致跨界技术并购后的低创新绩效。路径L3的构型适用于不同的技术环境。在这一路径中，衡量并购双方技术基础的三个因素均缺失，并且内部研发投入作为核心因素缺失。这意味着企业无论是否存在较为广泛的创新合作基础，在并购双方聚焦各自的技术领域单一、技术方向差距大且主并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时，都很难在进行跨界行为时有所作为，更无法有效实现跨界技术并购后资源与能力的重构。这三条路径分别能够解释约22%、15.8%、31.5%的低绩效跨界技术并购案例，其中约3.5%、4.2%、8.2%仅能被该条路径所解释。

表4 低创新绩效构型

注：Frequency Cutoff:1,Consistency Cutoff:0.850

（3）前因条件间的共性与互补关系分析

通过对跨界技术并购后取得高创新绩效和低创新绩效的路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到有价值的结论。综合分析高创新绩效构型发现：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并企业外部创新合作和被并企业的技术多元化对跨界技术并购后高创新绩效的实现有积极作用，而主并企业的技术多元化在其中的作用则相反，表明在跨界技术并购中，被并企业的技术多元化和主并企业的创新合作经验才是并购成功的关键；第二，面临高动荡的技术环境时，主并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实现高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影响；第三，当企业所处的技术环境近似和并购双方的技术多元化和邻近性特征相同时，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创新合作可以成为彼此有效的替代，也就是说，这时无论是通过增加研发资金投入还是丰富创新合作网络，都有助于取得较高的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综合低创新绩效三条路径来看，共同的缺失因素为并购双方技术邻近性、主并企业技术多元化和内部研发投入，即无论企业面临何种技术环境，并购目标选择中对技术匹配性的忽略叠加研发投入的缺失，都会直接导致跨界技术并购的低创新绩效。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TOE框架，以2007-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主并公司的94个跨界技术并购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了并购双方的技术条件、主并方的创新资源及所处的环境等多层次因素对企业跨界技术并购的综合作用方式，发现了实现跨界技术并购绩效提升的多种前因组合。

首先，发现了不同技术环境下不同特质的企业进行高绩效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的前因条件组合。当企业面临动荡技术环境时，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对取得较好的跨界并购后创新绩效起关键作用，主并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对并购双方知识基础差异大及被并企业知识专一化具有补充作用；当并购双方知识基础差异大及被并企业知识专一时，企业若不具备较强的开放式创新能力，跨界技术并购很可能面临较高的技术融合风险。当企业在平稳的技术环境下，创新合作网络有利于企业通过跨界技术并购把握创新发展的机遇，广泛的外部创新合作的企业可以通过跨界并购技术多元化高的企业获得创新水平的提升。

其次，发现了实现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的多种组合的等效性，因素间存在互补关系。当企业所处的技术环境近似和并购双方的技术多元化和邻近性特征相同时，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创新合作可以成为彼此有效的替代。无论企业面临何种技术环境，并购目标选择中对技术匹配性的忽略叠加研发投入的缺失，都会直接导致跨界技术并购的低创新绩效。

最后，发现了导致跨界技术并购高绩效的结果发生的组合在进行取反后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发生，任何一种技术环境、技术结构或创新资源的因素都有可能存在两面性，即这些因素的存在有可能在跨界技术并购后为企业带来创新优势，因素的缺失却不必然是导致创新劣势的原因，因果关系间存在非对称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并企业外部创新合作和被并企业的技术多元化对跨界技术并购后高创新绩效的实现有积极作用，而主并企业的技术多元化在其中的作用则相反。

2.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理论上，本文基于组态视角，采取QCA这种整体视角的研究方法审视了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或匹配形成的构型对结果的影响，回应了回归分析中同一变量在不同研究中与结果之间关系的不一致现象，更重要的是回应了对资源基础观因果模糊性的挑战。尽管二元关系的研究能够证实某一因素对异质性资源形成的重要影响，但却无法证实没有这一因素企业就无法创造异质性资源，因此很难说清楚这些因素与企业异质性资源形成的因果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资源基础观一直受到关于因果模糊性的质疑。本文以一种整体性的组态视角，发现了基于跨界技术并购的资源优化的多种等效路径，证实了企业在跨界技术并购后实现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的组合性和实现路径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资源获取和整合的前因条件如何导致资源优化结果的黑匣子，回应了长久以来针对资源基础观因果模糊性的挑战，同时也为资源基础观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基于组态视角的全新思路和方法。

实践层面，技术跨界融合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发展趋势，更是企业的一种现实选择，但支撑相关决策的经验证据相对匮乏。本文为具有一定资源特质的企业，如何在一定技术环境情境下通过取长补短的组合思路达成跨界技术并购的目标提供系统化的决策支撑，亦为证券市场中针对上市公司的并购监管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及日常的监管问询提供经验证据。

首先，跨界技术并购作为一项多重、复杂的战略决策，仅关注某一内外部因素对跨界技术并购后创新绩效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种因果关系都需要将其放在具体情境中对其组合结果进行讨论。绩效的产生是环境与资源能力组合的结果。这些组合为跨界技术并购企业进行相关决策时，充分考虑内部资源和能力及外部技术环境的互动影响提供了现实指导，直接指明了处于不同技术环境下具有不同资源特质的企业在进行跨界技术并购时，可以通过配置目标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和并购后的吸收整合行为，实现跨界技术并购后竞争优势的构建和劣势的避免。

其次，企业无需盲目地对行业中的领先者进行对标学习，通过适合自身资源与能力现状的组合亦可构筑新优势。而且，企业不具备某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其在跨界技术并购后取得较低的创新绩效，缺少的因素可以由其他因素进行补充。例如，较强的创新资源投入对创新压力存在缓冲作用，同时在特定情境下，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创新合作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等。

最后，企业进行跨界技术并购时，对其内外部因素与结果关系的思考不能以强则优、弱则差去进行简单的判断，并购经验学习中亦不能用简单的因素取反的思路，而应当换一个角度思考“短板效应”，以组态的视角整体考虑各项强弱因素的最优组合。比如，技术邻近性高能够帮助并购双方理解对方的隐性知识体系，但当主并企业具有较高的创新资源投入和较强的吸收能力时，技术邻近性低同样也会成为有利因素，两种技术邻近性水平的企业均能在跨界技术并购后取得较高的创新绩效。

尽管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局限。第一，本文所采用的跨界技术并购案例主要发生在2007-2015年，这一期间虽处于高动荡的技术环境中，但跨界技术并购的活跃程度仍不及当下，随着跨界技术并购的进一步活跃、科技金融环境的进步及相关经验的积累，跨界技术并购活动及成功路径是否呈现不同的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仅围绕跨界技术并购的主要动因对并购企业的技术特征和外部的技术环境对跨界技术并购的高绩效路径进行了分析，现实中，市场、产品、高管、团队等因素亦可能对跨界技术并购的绩效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针对更多更广泛的因素影响机理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