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商业取得巨大成就。2022 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 强中我国企业实现数量、规模双增长。尽管受疫情影响，但我国企业表现依旧亮眼，在保障社会民生、响应共同富裕和参与疫情防控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违背商业诚信和突破伦理底线的会计失信现象也时有发生。证监会公布的2021 年财务舞弊典型案例中不乏体量大、口碑佳的上市企业顶风作案，而这些案件暴露出的管理漏洞多源于会计从业人员的失信失责。会计从业人员失信失责不仅会限制行业健康发展，且易对社会秩序及公众价值观造成负面冲击，应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和审慎治理。市场经济的规则并非无视道德、蔑视勤奋，那些朴素而传统的商业伦理才是长久之计。事实证明，有悖公序良俗的会计失信行为，非但不能赢得消费者认可，反而会弄巧成拙引来讨伐，得不偿失，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均离不开会计诚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要求，即大力完善包含社会信用等在内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明确了社会信用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2023 年，财政部制定印发《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这是我国首次制定全国性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鉴于会计诚信是社会信用的重要基础，会计行业要敢于担当，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建设主题和诚信建设这条主线，自强自信、守正创新，科学谋划和推动未来会计诚信建设，将遵守职业道德作为评价、选用会计人员的重要标准；坚持“强穿透、堵漏洞、用重典、正风气”，从严从重查处影响恶劣的财务舞弊、会计造假案件；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实施创新驱动、科技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行动，打造美丽乡镇与智慧城市，坚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宏观经济稳健永续发展。具体而言，会计根源在诚信，为如实记录并充分报告而产生；会计发展于诚信，会计信用的理想状态即会计主体披露信息的及时合法与真实完整，其治理目标是保证各类信息使用者作出最优经济判断与抉择（辜位清，2005）。其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便是以会计信用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1]。

鉴于很多商业行为是边缘化的，甚至介于合法与不合理之间，在我国这样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内源的道德治理被寄予厚望，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信用文化研究日益成为理论探索和实践管理的需要。以历史广角镜追寻民族文化精髓，从熟人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信用的润滑剂作用日益显现。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更多的信用议题、文化议题被植入企业的“会计诚信基因”，力求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提升信息质量等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效能。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明确会计人员是职业信用建设的重点人群，承担着生成和提供会计信息、维护国家财经纪律和经济秩序的重要职责，应担负起引导职业道德建设与行为规范的责任。二十大报告强调“诚信建设的长效机制”，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不是简单举措而是构建机制，说明诚信对推进社会文明的重要性，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鉴于新时期的高质量发展理念须贯彻至社会生活各方面，企业作为商业活动主体有必要根据新发展理念对企业战略布局作出合理规划，以优良会计信用文化铸就新时代商业伦理，赓续健康发展。

传统文化的精魂，自当有传承弘扬的底气，亦应有自我更新的决心。只有不断引时代活水灌溉，方能在兼容并蓄中奋勇向前。围绕诚实守信的中国传统信用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意原则，还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那副知名对联，均是其真实映画。信用作为“百行之源”，其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如今诚信建设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二十大报告提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内容。要加强诚信友善、敬业爱国的典型宣传和警示教育，营造良好职业道德环境，推动建立会计人员失德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行业风气；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以诚信为内核的会计文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需，更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可内化至企业精神中而改善企业行为方式，助力塑造社会信用观。一方面，会计信用文化与企业其他领域的文化明显不同，它是以企业组织文化为基础，在长期会计诚信、义利与人和等道德思想实践中形成的、从行业惯例蜕变而来的企业伦理哲学及独特价值观；另一方面，企业信用文化与企业其他领域文化相依互融，会计行为深刻体现着企业伦理价值观，是企业伦理文化的最核心内容。因此，将会计信用文化注入时代力量可体现其当代价值，尤其是通过与时俱进，有机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后，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又构成其核心的会计信用文化能够为企业重大决策的价值评判持续地提供依据，必将在新时代商业伦理建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旨在深入探寻会计信用文化对商业伦理治理的内在作用机理，提出切实可行性方略以着力破解当下企业道德治理失衡等重大现实问题，亦是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

二、文献综述

（一）会计信用研究回顾

会计信用是会计主体依据适用原则，在对其经济活动所产生信息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过程中的诚信观念及践约行为，最终体现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上，利于利益相关者作出恰当的经济判断和决策。学术界普遍认同其重要性。马元驹等[2]认为以诚信为核心的会计文化是注册会计师职业群体的价值取向，刘欢（2014）提出会计信用关系到会计行业的凝聚力与创造力。现有研究多关注会计诚信，会计诚信属于伦理学范畴，是一种思想道德观念，用来约束和评价人的行为，而会计信用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学范畴，是超越道德范畴的法律概念和商业概念。对于二者的区别，叶陈毅[3]提出会计诚信是会计信用的基础，会计信用是会计诚信的外在体现，会计信用涵盖会计诚信。进一步地，会计信用文化立足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是为会计从业者、会计信息受益者及其组织环境所接受、理解和敬仰，同时涵盖义利观、诚信观、人和观等精神文明的系列文化总和。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基础是“契约经济”，其契约文化鼓励追逐财富，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强调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协作监督。换言之，西方国家认同会计信用等道德观念，但信用建立需在遵守契约所订立规则的基础之上，信用维护需依赖于更具严肃性的契约手段。同时，西方国家也相对较早地意识到企业文化是影响组织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Westley[4]实证研究表明，文化是决定一个组织改造方案是否可接受的关键因素。西方会计信用文化更多地体现在他律性、强制性的条令，反映出一种工具理性。会计信用文化要求相应的外显性法律制度支持，因此更易于发挥其商业活动约束力。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信用强调价值判断，叶陈毅[3]认为其是一种应然的、自律的约束，与牟利无功用性关系，是一种价值理性。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的深层认识及准确掌握有利于我国商业运行和精神文明的稳步提升。一方面，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吸收其会计信用文化中工具性层面部分；另一方面，忽视非正式基础性作用会使信用体系缺乏主体性，仍需市场主体按照无形约束建设社会主义商业繁荣。

（二）商业伦理理论研究回顾

商业伦理起源于经济学领域，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提出其关键思想“看不见的手”，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他强调企业追求利润的合理性、服务大众的普遍性、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由此，学术界开始关注商业伦理道德，并认同其能够减少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必要的浪费，围绕商业伦理内涵的研究视角也逐步呈多元化。从价值引导角度，Carroll[5]认为商业伦理是明显区别于经济体系价值的道德准则，其目标在于引导行为主体充分感知并有效应对道德困境；从公司治理角度，Yeh 等[6]认为商业伦理是企业存续过程中摆脱经营困境、实现稳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判断标准；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文逢博等[7]认为商业伦理是企业管理者的商业行为对员工及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责任承担效果。如今，商业伦理的内涵已较为清晰，即商业伦理是各交易活动中行为主体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

整体而言，目前商业伦理研究成果多以西方商业伦理为主导，但也不乏我国学者基于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总结我国传统商业伦理思想及其实践经验，解析当代价值。郭智勇[8]探讨墨子“交相利”的商业伦理精神，认为对当今社会商业行为的道德建设具有借鉴与补正之功；李培挺[9]从儒商文化的历史溯源、存在特质和实践内生等维度展开递进式分析，提出商业伦理塑造需要合宜的文化基质支撑；王延平[10]通过剖析晋商行为原则、管理文化规范、道德价值诉求等商业伦理观念，对加强现代企业管理伦理建设提供了借鉴；刘英杰等[11]阐释乔氏家族在边贸通商中形成的家训商业伦理思想，分析在“一带一路”中的当代价值。二是对比分析中西方商业伦理思想，挖掘可为我所用之精华。马旭军等[12]汲取中西方文化中与商业伦理相关的要素，构建商业伦理指标体系；林钧跃[13]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因社会变迁而导致道德沦陷的发展逻辑，根据他们采取的不同社会道德重建运动，提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使我国快速重构商业伦理。

我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的力量汲取、商业伦理的建设路径均作出解读，已有成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基于会计信用文化角度的商业伦理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尝试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会计信用文化资源，用本土语境剖析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信用经济文化，从而提出具有先进性、普适性的商业伦理治理方略，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文化供给。

三、嵌入会计信用文化的现代商业伦理重要内涵

会计信用是会计行为人和信息利益相关者在会计信息产生及应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与行为准则。会计信用具体表现为：其一，会计行为人应客观且公正地披露原始信息；其二，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即管理层不得授意、指使、胁迫会计行为人等表达非真实信息；其三，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应信任忠于职守、依法履责的会计行为人。因而，其内涵决定会计信用建立需依靠会计行为人及信息利益相关者的统一认知，即会计主体的共同信仰。会计信用文化是企业乃至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文化的外部性延伸，可拓展文化创新驱动企业治理效能提升，深化商业伦理重构力度。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深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数字时代的科技迅猛发展，对传统商业伦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现代商业伦理的研究应体现时代的先进性与开放性，同时要加快补齐法治建设短板，依法依规开展监督，严格执法、严肃问责；坚持德法并重，协同联动，加强贯通协调，功能互补；按照统筹协同、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的要求，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合力解决企业新发展中面临的有关价值、规范、规则等问题。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大量优秀的文明成果，以诚信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商业伦理思想不仅成就历代商业典范，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之脊梁，而且对新时代商业伦理建设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发扬价值。商业伦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于企业价值观的职能发挥，一旦企业目标被确定，其部门及工作人员则局限于既定目标下的“弱伦理意识”运转，较少思忖目标本身的道德观念。此时，会计舞弊行为必然导致商业伦理失范。会计信用文化作为相对独立又最为核心的企业伦理观，也是治理企业伦理缺失现象的重要突破口，或可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2023 年2 月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严肃财经纪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健全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由此可见，新时代加强商业伦理建设，应以会计职业道德为先导、以会计信用文化为核心、以企业伦理内核为目标，必须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求智慧并汲取营养。为此本文基于会计信用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文化中的实用功能与现代价值两个视角，深入拓展新时代商业伦理建设的相关研究。

（一）以义利合一、财自道生为价值取向

利益至上法则在会计工作中具有一定的诱惑性，人为扭曲化的会计信息往往具有明显经济利益，易导致对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等价值取向的忽略与蔑视。而会计信用文化强调会计行为主体的内在自律，实现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与理性，与我国自古以来追求义利合一、财自道生的价值观相契合。

义利关系的本质即经济利益和道德操守的关系，传统商业道德宣扬的信用，不仅是信于约，更要信于义。《左传》有云，“义，利之本也”，充分体现出商业活动在追本逐利的同时，更要合乎道义原则，道者，良知、规律、真理也。《论语·子路》将脱离“道义”准则而追求“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划分为“硁硁然小人”，说明守信的同时更应符合特定的伦理准则。相类似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并非全盘否定求利，而是认为义利具有主从关系、贵贱之分。孔子认为“富与贵，人之所欲”，认可通过道义取得的财富，同时也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孔孟之道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中崇尚信义的思想，注重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甚至舍利取义。

在儒家义利思想的熏陶下，义为信本、宽以仁义之风盛行。儒商重视和气生财的为商之道。晋商创立“相与”模式，以便同行在危难之时守望相助，其所遵循的“商业诚信”更是与“社会大义”紧密相连，开办学校、周济邻里、铺路修桥，国家有难之际亦鼎力相助。山西票号以诚信笃实、义孚天下的形象屹立于商界，被誉为“轻财尚义而无市井之气”，集信用与德行为一体的“义商”也屡见不鲜，其大多忧国忧民，以国家江山社稷为重，以民生民计为怀。如何处理好经济行为与道德规范的关系，正是义利学说要解决的。我国商人始终坚守“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核心经营理念，彰显传统信用文化的理性和睿智及义利思想的格局和胸怀。

（二）以诚信为本、无信不立为核心伦理

我国会计准则体系赋予会计行为主体部分自由裁量权，并留有盈余管理空间，当行为主体面对一定压力下的“囚徒困境”时难免产生道德风险，此时以诚信为核心的会计信用文化尤为重要。会计信用文化讲求诚实守信的价值认同，凝结成实践行为准则，渲染为外部环境基调。

诚实守信是我国先哲崇尚的重要理想人格，也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思想的关键来源，主要体现在守信和无欺两个方面。在商业活动中，将重承诺、讲信用、守合约作为立业之本。在注重承诺方面，不同于古典伦理的古板正统，《袁氏世范》提倡“有所许诺，纤毫必尝，有所期约，时刻不易”，其守诺思想传世甚广；在恪守信用方面，西晋时期哲学家杨泉认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商人交易更应以诚正己，爱惜羽毛，信誉至上；在信守约定方面，“可终身而守约，不可须臾而失信”，将信用视为从商的生命。在这种信用文化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古代商业长期信奉诚实守信、买卖公平的交易原则。诚实守信是儒家倡导的重要道德规范，儒商把“信誉至上”奉为圭臬，崇尚“至诚至上、言不二价”的商业道德，视信誉为儒商之魂，它起源于德，发于诚，服于善，守于道，合于义，得来实为不易。

在交易过程中，将平等不欺作为永恒初心。平等为墨子思想的核心，即商业主体应一视同仁、视人如己，正如其所言“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反映交易各方的平等、友好、尊重原则，有益于增进共同福利。《孟子》也曾记载类似的商业信用观点“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即要求商业行为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体现买卖公平的关键在于无欺之心、无欺之行。又如，在信息传递、货物交割不易的明清时代，晋商的足迹却遍布中华大地，甚至跨越边境，而交易双方及货物的真实信息难以获取，更多依靠彼此的平等观念和真诚信赖。

（三）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

会计信用危机不仅是会计本身问题，更是组织机制问题，诚信文化并非个人道德意识形态，而是以管理层级为代表的自上至下的主流文化。会计信用文化意味着传承之使命，可奠定企业稳定经营、永续发展之根基，使企业保持一贯的经营理念与伦理风格，文化传承使得企业精神内核更具力量与韧性。

“以人为本”的主张体现在管理方式和用人制度方面，即信用治商和信义相待。一方面，将人本管理思想“仁爱”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一切以员工为出发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极度信任是建立在严格选聘制度之上的。山西票号在人员管理中将传统美德“信任”与经济目标“效用”相结合，通过多种方式考核应聘之人，如德行、阅历、家境等，从而确保“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票号经理之职责”；又如“票庄营业失败经济上损失之责任，全由财东担负，而管事不闻有赔偿之义务”，晋商将人格信用与商业管理很好地结合，率先实现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其坚实基础就是赋予对方的完全信任。

“以和为贵”则体现在信用的辅成方面。商人的信任并非随意与盲目，“信用”中的“用”即确保自己的诚信能够带来商业利益。信用以“和”相辅，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推崇“和”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和合”思维，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以和合思维对待利益相关者，实现与员工和衷共济，与顾客和气生财，与供应商、经销商合作共赢，与竞争对手和谐共存，与股东共同盈利的和谐局面。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会计信用文化的发展诠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的宇宙观与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我国秦商精于商道，恪守诚信风尚，凭借一身肝胆开辟丝绸之路，打造贸易之窗，繁盛千百年；徽商尊重商业逻辑，以造福一方、富裕民众为己任，至今流传“凡徽商所在，商业发达，凡徽商久居，市镇繁荣”的佳话；晋商宣扬家国文化、打造黄金走廊，因其良好的信誉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鲁商以“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的商业思想著称，曾一度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我国代代相传的重约守信、言而有信商业理念，同样为当今企业提供指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契约经济、信用经济、法律经济提出更高要求。会计信用文化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伦理基础，《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将新时代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要求总结提炼为三条核心表述，即“坚持诚信，守法奉公”“坚持准则，守责敬业”与“坚持学习，守正创新”，这不仅对会计人员的自律、履职建立高标准，更对会计人员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因此，新时代会计信用文化不仅要充分汲取传统文化养分，而且要更加契合现代社会价值观要求、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并体现在传统信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

在传统信用文化的传承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文化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的产物。前文中的“无欺”“守信”“重义”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现代会计信用文化仍鼓励企业树立契约意识，以信誉至上。1985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信誉高于一切”的市场经济指导思想，体现了传统信用文化中“市不豫贾”的重要内涵，也构成当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要内容。2006 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同时也构成现代法律体系中民商法的一条关键法律原则。可见以强制力推动会计信用文化升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企业家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诚信是现代会计从业人员及信息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也是公平竞争的基本条件。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要倡导广泛践行包含诚信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在传统信用文化的创新方面，现代会计信用文化发展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共存”转变，修缮“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与“公平竞争、创新发展”之对立统一，愈发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古商对“义”的过多坚持而与逐利思想背离，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下，我国商人自觉将传统义利思想贯彻于商业活动，赋予谋利行为以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因此“义利统一”的文化观念成为当代中国商业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会计职业群体正确处理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前提，也是其长期发展和长远利益的基础。另一方面，传统的“以和为贵”“集体主义”和现代“竞争意识”“英雄主义”逐步调和。在“和”文化的长期熏陶下，竞争中更多对弱者的恻隐之心，导致商人竞争意识淡薄。显然，这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匹配，应使“贵和”文化与“竞争”理念相衔接，调和好竞争与合作的对立统一关系，通过寻找利益共通点，方能发挥信用的最大效应，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会计信用文化助力现代商业伦理构建的内在机理

（一）会计信用文化助力现代商业伦理构建的内在逻辑

在经济伦理学领域，商业伦理被视为研究企业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向及责任义务的系统性科学，而企业作为市场要素配置的微观替代机制，同时具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组织结构，其行为不仅体现着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工具理性，也暗含着规则权变的形式理性。企业的工具理性以过分追求利润至上而导致价值理性的缺失，忽略价值理性约束的企业便囿于利益，甚至违反商业伦理；企业的形式理性因其固有的代理机制与等级划分，使其行为背后隐藏着控制者与经理人之间的诸多道德风险，易产生来源于权力中心的不道德，即“平庸的恶”。若企业被异化为仅追逐利润而罔顾其他，并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道德冷漠组织，制度、法律等正式约束虽具有指向性、规范化、具体化等优势，但由于信息失真和有限理性，力所能及的效能和范围皆被局限。在企业伦理“退场”的情况下，首先应明确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向。鉴于各类信息失真现象是组织行为异化的现实困境，企业文化培育应着力解决会计信用文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增强文化自信，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坚持追求真理，推陈出新，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要凝心铸魂，提高社会文明，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为解决全球面临的难题提供更好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我国首部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提出“三坚三守”，强调会计人员“坚”和“守”人民至上、诚信道义与伦理责任的职业特性和价值追求，是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表达与高度凝练。然而，会计诚信文化建设不应囿于会计相关人员，更应包含整个组织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会计行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日益彰显，企业会计信息已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信息披露常被视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其质量高低对资源配置、经济效率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对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加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商业伦理构建必须以充分真实及时的信息为基础，而企业信用文化是完善公司治理、优化财权配置的重要保障，它通过激励和监督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与相关性，维护会计信息使用者权益。由此可见，会计信用文化与现代商业伦理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二）会计信用文化助力现代商业伦理构建的运行机制

会计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用建设是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会计信用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可提高企业决策中伦理行为的内源性动力，在伦理与价值的统一性精神运动中，会计主体的伦理行为借助其认知力、意志力与实践力进行有序建构。图1 为如何构建嵌入会计信用文化的现代商业伦理实践方案的路径框架。

（1）提高会计主体伦理认知力，探求利益与道德的均衡点。会计信用文化有利于提升成员集体的道德自觉，即成员集体履行企业伦理理念、章程与制度的自觉性与自制力。财会信用道德监督作为国家伦理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会计信用文化与商业伦理的逻辑架构中，企业的伦理认知通过内源性的主体道德能动性与意识形态导向建立，具备了开展伦理行为实践、杜绝败德行为的现实条件，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并探寻利与德的均衡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难免面临各种利益诱惑，如忽视生态环境、使用廉价资本、降低产品质量等，而义利共取的义利观可使企业及其会计从业人员依据社会契约与道德法则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约束，并有意识、有意愿地加以遵循。我国信用文化体现的“亲仁善邻”与“见利思义”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代表我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因此，我国会计信用文化要求通过集体意志的自控力抑制趋利本性来探求利益与道德的均衡点，实现企业真正的理性自由，成为实践道德的社会伦理实体，达到社会至善。

图1 嵌入会计信用文化的现代商业伦理实践路径

（2）增强会计主体伦理意志力，遵循企业发展的长期逻辑。会计信用文化能够推动企业成员将道德意图转换为自觉道德行为，即形成组织伦理行为的精神动力。会计信用文化不仅倡导诚信不欺、信誉至上的理念，而且提倡企业家通过经济活动达到经世济民的人生价值目标。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品牌观、价值观对我国企业愈发重要，是应追寻的长期发展逻辑。会计信用文化能够为商业活动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减少欺诈行为，使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更加诚实和有效。为此要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强化日常行业监管和信用管理，强化对相关责任人的追责问责，严厉打击财务会计违法违规行为。经济活动符合道德规范、竞争过程的诚信相处，可以消除彼此间因顾虑隔阂、无谓摩擦试探甚至相互拆台带来的不必要的额外成本。进一步，企业树立诚信不欺的良好品牌，并把这种良好作风发扬光大，使行业之间建立起自律机制和激励机制，会减少彼此交易成本，增加互利收益。因此，会计信用文化鼓励我国企业铸就大国品牌、坚守长期价值、树立现代商业伦理的同时成就自身发展。

（3）深化会计主体伦理实践力，保持社会取向的价值理性。会计信用文化可通过明确个体道德职责、引导集体伦理归属和加强会计数据获取善意来实现会计主体伦理实践力的提升。其一，现代企业构成趋于复杂，经营活动不仅依赖于内部的分工严密，而且外部亦需要多类企业通力合作，会计信用文化可持续平滑企业内外部信息流畅及关系的和谐程度，使企业决策得以有效理解并控制，最大程度实现企业的有效团结与高效运转。其二，在全球化冲击下，会计信用文化中“以和为贵”的处世态度仍应沿袭，同时要摒弃传统意识中略显局促、落后于时代的部分，以更加契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要求。融合新时代市场经济思维的信用文化鼓励企业注重商业活动的开拓与创新，以更加包容、开阔的胸怀参与市场竞争，并提倡超越区域、民族和国家的局限，融入世界发展共同体，培育公平竞争中的合作、创新、包容精神。其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数字化时代会计行为应遵循数据处理的诚信原则，应保有基本的善意，尊重、保护数据所有者权益，将诚信体现在会计数据生命全周期。因此，当代会计信用文化以现代化科学理性及其开拓创新精神为基础，讲求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方式方法，旨在将可能存在的对抗排斥关系转化为合作团结的良好互动，从而构建充满价值理性的经济社会。

五、会计信用文化视域下新时代商业伦理的构建路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进入新的变革期。在数字经济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借助高端科技与人工智能更好治理市场主体违法、违约等失信现象，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解放思想，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现实问题，持续完善会计主体的信用监管机制；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坚持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推进改革创新，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绿色生态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商业伦理是具有社会性、规范性的组织制度，体现企业依据道德价值、契约关系、文化习俗等形成的具有合理性、普遍性的行为规范。一方面，推动商业伦理建设即克服现代企业工具理性局限的过程，而会计信用缺失是会计抉择偏误导致的伦理缺失的递进结果。企业作为具有法人身份、道德人格与责任意识的会计主体和“社会公民”，商业伦理治理机制是其外部更加稳定且客观的“精神环境”，应以会计信用文化等价值规范导向制约“社会公民”行为。另一方面，会计信息是企业以常规化手段向其利益相关者传递的有关企业经营发展的最重要信息，亦是外界潜在投资者判断企业目前状况并做出相关决策的主要信息源，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则是企业对外做出的道德承诺。因此，会计信用文化建设是促进企业整体伦理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商业伦理治理机制与企业会计信用文化紧密联系、互为补充，是现实性的客观伦理规范准则，应通过对会计主体行为加以引导、规范与评价，使他们获得伦理主体身份。

为了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增强现代化建设的活力，要坚持古为今用，独立自主，通过德法共治实现文化自觉；要坚持改革开放，求真务实，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同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融通，不断赋予时代特色。在全国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的大背景下，依托于会计行业的信用文化与自律监督作用，持续提升财会信息质量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回答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形成理论创新成果，更好指导商业实践，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由此，本文通过伦理认同机制、公正价值机制、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的构建，借助会计信用文化建设，旨在对我国当前的企业伦理行为起到一定导向作用。

（一）伦理认同机制

商业伦理认同机制即企业集体认可的、稳定且独有的信念体系，是企业具备公民道德并规范自身行为的核心。该机制通过员工对企业文化、道德氛围等元素的内化于心，从而以企业道德作为自己的准则从事符合伦理的决策行为。相反，若企业伦理未被普遍接受，或是被工具理性、权威意志所取代，员工在伦理认同中产生偏差，则会成为企业“作恶”的代理者或工具。企业道德不仅需要通过会计信用文化体系呈现，而且可通过建设具有“向善性的战略愿景”“公正公开的运行程序”来实现员工对会计信用道德的理解，产生归属性的伦理认同感。具体而言，企业在制定市场策略、目标战略时需要关注价值理性与道德关怀，以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理性与价值归属，而不仅仅是以工具理性为行为手段；企业在决策、代理、薪酬、晋升与分配等程序中执行公正原则，并根据每个成员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关怀。另外，企业德性可以与企业声誉、诚信、荣誉及责任等社会价值导向联系起来，以明确的价值导向浸润成员的道德认知，形成道德心理机制，激励并支撑成员执行符合企业伦理规定的行为。因此，商业伦理治理具体需要借助企业会计主体伦理认同来实现对成员道德意识的润泽，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以引导成员并产生符合企业德性与价值意义的伦理行为。

（二）公正价值机制

公平是一种直观感受，企业的分工分配、竞争合作是否公平是可被企业会计主体及员工直接感知的，并回应以对等的道德评价及行为。正义是融入企业会计主体道德行为中的一种抽象性的基本原则，是关乎企业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收益等的理性表达。以公平正义为向导构建会计信用伦理制度，是激励企业道德行为正向延伸的路径。由此可见，该机制要求企业对外需秉承公正原则处理交易、合作与竞争，对内亦需要持公正原则确保员工权利、激发绩效进取心与道德遵守度。因而要推动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建立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协同监督、成果共享等工作机制。公正价值机制具体可分为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与互动公正。分配公正应维护企业晋升、薪酬、考核与福利制度的公正，强调按劳分配、绩效考核等结果评估的公平；程序公正强调基于企业活动或行动过程中的决策公开、公平参与以及信息共享，并恰当地关注会计主体利益相关者等多方关系；互动公正强调企业应积极维护市场秩序，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市场合作与竞争，并给予其他主体真诚与尊重。因此，公正价值机制的构建将公正的抽象价值纳入企业分配、竞争与合作的行为规范，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稳步运行。

（三）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

信任是信用文化下的理想产物，是良好的社会关系表达，亦具有社会价值激励功能。信任体现的是市场主体间互相尊重、扶持的态度，由此可建立具有双向约束力、合作共赢的契约关系。利益相关者信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能够积累真实及潜在的稀缺性资源，在商业伦理制度中融入以利益相关者为本的信任机制尤为重要，它反映的是企业会计主体尊重契约关系、维护共同体关系、履行社会责任的诚信精神。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建立企业内部利益共同体是会计主体商业伦理实践的重要方面，立足员工角度，应增强其归属感、职业安全感与道德荣誉感，比如给予员工培训与发展的前景规划、尊重员工多元化及个性化成长、保障薪酬与福利公平性、建立管理层与执行层的信息交流平台等；立足股东角度，则应及时告知决策与活动信息，充分考虑分红、股权与投资增值等权益。其二，建立外部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是企业会计主体维护社会关系与声誉的伦理目标，主要应关注顾客、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为此要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完善受理、查处、跟踪、整改等制度。具体而言，首先保证产品的安全与质量，并开通消费者投诉管理与服务，健全企业财会监督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其次合理公开平等的合作信息，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最后量力捐助并支持社区发展，将企业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小化。总之，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是基于契约关系与价值规范来限制企业非伦理举措，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放大合作的会计主体诚信效用，实现市场秩序和谐稳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