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 言

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中介，风险投资是规模小、成立年限短、高风险的创业企业获取资金等资源支持的重要渠道[1]。自20世纪末以来，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兴起，风险投资率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并很快席卷全球，与创业活动之间的互动日益普遍、频繁和紧密。近年来，风险投资在我国蓬勃发展，推动着我国创业企业的成长和创新。投中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13家新上市的企业中有风险投资支持的比例为68.68%，风险投资对科创板企业的渗透率更是高达85.8%，在人工智能、运输物流、IT及信息化、医疗健康等高科技领域的渗透率均超过了80%①，风险投资已逐渐成为助推我国高科技创业的重要力量。正因如此，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关系的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并在不断升温。

从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看，随着风险投资行业的起步、发展与成熟，学术界对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基于对1991—2020年间发表于国内外权威期刊上221篇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相关的文献进行归纳和分析，可以发现有关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关系的研究至少经历了3次深化和转型。具体而言，基于市场上风险投资机构数量较少、资本体量有限的基本态势，早期研究集中于探索“风险投资如何筛选创业企业”这一问题，通过探讨风险投资的筛选标准、决策过程和投资策略为创业者寻求风险投资提供参考[2-4]；随着风险资本的快速兴起与繁荣，逐渐成为主流的融资渠道之一，学者们开始关注“风险投资的介入对创业企业有何影响”，将风险投资的异质性纳入考量，尝试探索并解释为何不同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在创新、国际化和联盟等战略选择上有所不同且绩效存在显著差异这一事实[5-6]。在过去10余年里，风险投资体量进一步稳步增长以及新兴融资渠道的涌现导致市场上资本供应量激增，“供不应求”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善[7]，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创业企业能否从风险投资提供的资源中获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关“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如何互动”的研究快速兴起，文献数量近年来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目前已成为风险投资和创业研究交叉的前沿主题，非常值得研究[8-9]。

事实上，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问题复杂而有趣。首先，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间潜在的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资源和能力结构不同等都决定了双方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10-13]。因此，尽管研究普遍认同风险投资能为创业企业带来资本、知识和社会关系等关键资源，但这些资源要转化为创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并非易事，关键在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间互动过程的有效性。如果不能充分剖析并提炼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本质和内在机制，就难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充分解释为什么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各不相同[14-15]。当下乃至未来，基于“三新一高”的国家战略，加之平台化、生态化等新兴创业实践不断涌现，风险投资与创业融合必然会更加紧密，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也变得更为重要而复杂，双方早期互动关系会对创业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16]，但现有研究对于双方的互动关系、行为及影响的认识仍十分有限。

为此，本文提出并探索如下重要的研究问题：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互动的本质和内在机制是什么？具体而言，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理论推导相结合的方式，构建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互动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和验证的研究命题。首先，本文从文献中梳理和归纳了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在治理层面、网络层面和战略层面的互动方式和行为表现；其次，基于目标一致性和资源依赖程度2个维度，本文识别和定义了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间的控制型、交易型、情感型和伙伴型的4种关系类型[16-18]，探讨了其对双方互动方式选择及互动结果的影响，即对高管团队变动[19-20]、组织边界调整[12，21]和资源重新组合[9]的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上述互动结果如何通过作用于跨组织决策以及跨组织资源整合，影响创业企业的成长。

1 文献编码分析

为了梳理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关系的研究脉络，本文检索了1991—2020年发表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的相关研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①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源检索英文文献，要求标题或摘要中包含“venture capital*”和“new venture*/startup*/start-up*/entrepreneurial firm*/entrepreneur（s）/entrepreneurship”的文献，同时将文献来源限定为战略管理领域主流学术期刊、实践导向的管理学期刊以及创业学主流学术期刊②，检索得到279篇英文文献。由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早期文章（1998年及以前）的缺失，本文通过JSTOR等渠道进行了增补，得到英文文献共计318篇。②在中国知网平台检索标题或者摘要中同时包含“风险投资”和“创业”或“风险投资”和“新创”的文献，将期刊限定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重要期刊，以及《外国经济与管理》《管理学季刊》等持续关注创业研究的高水平期刊，选择“同义词拓展”，检索得到109篇中文文献。③逐篇阅读所有文献，删除与主题不符的文献，不符合的文献大致分为以下3类：①部分文献关注的是众筹或天使投资等话题，仅在摘要中提到风险投资作为对比；②部分文献只从宏观上对比不同国家风险投资行业的差异，或者关注某一特殊政策的发布对风险投资产业的影响；③部分文献真正关注的是创业意图、创业生态系统等创业相关话题，仅在摘要中提到研究结论对风险投资机构具有启示作用。最终保留英文文献172篇，中文文献49篇。

在阅读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221篇文献进行了分类编码，即：“主题一：风险投资如何筛选创业企业”“主题二：风险投资的介入如何影响创业企业”“主题三：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③。图1展示了不同主题研究的发展趋势。主题一的文章发表数量整体趋于平稳，而主题二和主题三的文章发表数量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主题三在近五年来数量明显增加。

图1 1991—2020年不同主题文献发表趋势
Fig.1 Publication trends of different research topics between 1991 to 2020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研究（主题三），逐一阅读文献并对文献中所涉及的理论视角、互动行为及结果进行编码，以梳理关于双方互动关系的研究进展。具体而言，本文采用以下步骤对互动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编码。第一，通过主导理论视角和核心变量识别互动关系。通过文献编码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互动关系研究中典型的理论视角包括代理理论（32篇）、社会网络理论（14篇）和资源依赖理论（5篇），其中，代理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关注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0，22]，社会网络理论关注到信任关系的建立以及网络嵌入的影响[23-24]，资源依赖理论则将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视作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2个主体[9，25]。第二，通过文献的研究问题、理论推演识别具体的互动行为，并结合上述理论视角对行为进行归类。以探讨代理冲突的研究为例[26]，本文从中提取了风险投资机构如何管理双方冲突的行为，将其凝练为团队冲突管理，并结合代理理论将其归为治理层面的互动；再如，以探讨风险投资介入与创始人经验的交互作用研究为例[9]，本文识别了双方如何整合资源并影响决策的行为，将其凝练为资源交互，并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将其归为战略层面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存在多种互动行为研究的文献，本文根据互动内容将其同时归类于多个类别，例如，LIM和CU[11]同时关注到了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协议制定和社会关系对于投后共同决策的影响，则同时归属为治理和网络层面的互动。在行为层面，本文通过编码归纳了涉及治理层面（33篇）、网络层面（14篇）与战略层面（35篇）的互动行为，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2 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研究回顾

从上述文献分析来看，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创业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研究开始取得显著进步，在刻画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互动的组织和关系属性等方面产生了富有洞见的理论认识和判断，但对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等仍缺乏系统认识。因此，本部分将从互动的定义、理论视角以及互动行为对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2.1 互动的定义

参考BARKAN[27]一书中对于社会互动的定义，结合对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互动关系的理解，本文将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的互动定义为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共同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对彼此行为方式的反应。其中，共同的行为方式表现为双方之间共同决策、资源与信息共享等交互行为，例如，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匹配过程[16，28]、双方共同制定企业的战略规划[9]；对彼此行为方式的反应表现为根据对方行为对自身关键决策的调整，例如，风险投资机构会根据对创业企业的绩效预期调整投资策略和后续的资源投入[29]，创业企业也会受到风险投资机构影响适时调整自身的战略，甚至引入新投资人[8，25，30]。

现有关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互动关系的研究集中在2个方面。①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二元特征切入，探讨双方的目标一致性、资源互补性、社会相似性等如何影响投资决策以及投后的资源配置[28，31]。此类研究聚焦于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的匹配性，关注不同风险投资机构如何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异质性资源的创业企业实现匹配并提升创业企业绩效[16，32-33]。②从风险投资机构特征与创业企业特征的交互作用切入，探讨双方如何共同塑造创业企业的战略选择，影响创业企业成长[21，34-35]。总体而言，互动视角下的研究不再将创业企业行为与绩效间的差异归因为风险投资机构或创业企业自身的异质性，而是归因为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这为本文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基础。

2.2 互动研究的理论视角

通过对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研究的梳理，本文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理论视角展开探讨双方的互动行为及结果影响，其中代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的研究相对成熟，而资源依赖视角下的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兴起。

2.2.1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是解释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互动关系的主要理论视角之一[10，36]。代理理论主要讨论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冲突且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37]。目标不一致和风险偏好不同是引发代理问题的两大核心原因[38]，导致代理人有动机实施机会主义，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委托人难以核实代理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代理理论视角下的研究认为，由于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目标不一致、风险偏好不同，双方可能会在关键决策上产生分歧[38]。创业企业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采取侵蚀投资机构利益的行为，或者在资源运用时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39]。为了缓解这种代理风险，风险投资机构作为委托人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监督措施以约束创业企业的行为。

近年来，代理理论视角下的研究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①以往研究大多关注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单向代理过程，弱化了风险投资机构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对于风险投资机构可能会采取的叛逃策略或其他损害创业企业利益的行为认识不足[17，40-42]。②代理理论将双方视作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而创业者对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付出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时间、精力和情感等，自身对于创业企业的成功和长期发展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双方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委托—代理关系[43]。创业者对企业的高心理所有权会激励他们持续投入，但同时也让他们难以接受风险投资人的过度介入，导致了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性[36]。

2.2.2 社会网络理论 如果说代理理论强调如何通过正式机制去管控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那么社会网络理论则关注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的“管道”和“棱镜”作用，削弱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社会网络是传递和交换机会、产品、服务等市场信息的载体[44-45]。由于其信息传播载体的特性，网络对成员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力，能够推动网络中规范的建立和传播[46-47]。同时，复杂的网络关系是组织地位的来源之一，能够反映出组织的潜在质量[48]。

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能够降低双方交互过程中由正式交易关系带来的昂贵成本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促成双方的合作[28，49-51]。同时，嵌入风险投资机构的社会网络能为创业企业带来独特的信息和社会资源优势，有助于创业企业后续融资、创新、IPO[52-53]，以及合作网络的拓展[54]。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过度嵌入风险投资机构的社会网络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存在着一定风险。例如，当风险投资机构在同行业内投资了多家企业时，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组合中的其他企业可能存在潜在竞争关系，此时，过度网络嵌入可能会产生“竞争性泄露”，即信息通过风险投资机构泄露给了其他竞争者，导致创业企业的利益受损[12，55]。

2.2.3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组织通过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来维持生存，在与环境进行资源交换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56]。资源是权力的基础，组织间的权力对等性和资源依赖程度直接相关[57]。后续研究从双边视角进一步将组织间资源依赖的模式划分为共生性依赖和不对称依赖[58]，探究了不同的双边依赖模式、权力对等性如何塑造组织间的共同决策和资源交互。绝大多数研究认为，风险投资机构在财务资源、行业经验、社会资本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创业企业依赖于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经验以及网络资源等实现组织的生存与发展[8，59-61]。也有学者指出，风险投资机构在企业发展的关键决策上高度依赖于创业企业的知识与经验[9]；同时，风险投资机构也通过投资不断学习和吸纳新知识、拓展原有的知识库[62-64]。双方之间复杂的资源依赖关系影响着创业企业的发展。

2.3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行为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结合对文献中研究问题和理论推演部分的梳理，本文识别了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行为，并将其归为治理层面、网络层面和资源层面的互动（见表1）。

表1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行为梳理
Tab.1 Interactive behaviors between venture capital firms and new ventures

2.3.1 治理层面的互动行为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代理问题可能会导致双方在关键决策上的分歧，由此引发治理层面的互动行为，主要体现在共同协议制定和团队冲突管理上。

第一，共同协议制定。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投资协议往往是由投资方发起、双方共同磋商和妥协的产物。一般而言，协议条款既可以通过事前激励机制设计，起到预防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作用，也可通过协议规避可能发生的代理风险[67]。例如，风险投资机构有可能提出清算权、否决权、控制权等协议条款，这类条款能够在创业企业效益低迷时帮助风险投资减少投资损失，保护自身利益[22，30，65-66]。此外，风险投资机构会通过交易结构设计规避风险[28]。这些协议条款能够保护风险投资机构的利益，但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可能会面临失去控制权的风险。因此，在协议制定过程中，创业企业会通过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谈判争取有利的条款，遏制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过度干预[10]。

第二，团队冲突管理。LIM等[72]认为，创业团队由创始人和股权投资人共同组成，创始人团队和投资人团队之间的价值观、目标等要素差异会导致 “断裂带”的产生，进而引发创业团队冲突。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存在冲突或分歧时，双方往往会通过现场交流或在线联系等方式增加接触与沟通，以加强监督并缓解冲突[73-74]。当分歧难以通过沟通调和时，部分风险投资机构会采用警告创业企业、拒绝为其提供后续帮助的方式迫使其妥协，甚至以法律诉讼威胁创业企业[10]。此外，风险投资机构可能会通过调整董事会成员以应对冲突，例如退出董事会或主动更换 CEO[10，20，29]。CHAHINE 和 ZHANG[19] 的研究发现，在美国1995—2013年之间1 156家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中，有472家（40.8%）在第一轮被投和IPO间更换了CEO，尤其是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直接监督成本较高时，更换CEO成了普遍的治理方式。

2.3.2 网络层面的互动行为 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相互嵌入在彼此的社会网络当中，由此引发了网络层面的互动行为，具体表现在社会关系和声誉的传递上。

第一，社会关系传递。作为信息和资源流动的“管道”，网络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社会关系的传递起到了关键作用。风险投资机构能够通过自身网络关系为创业企业带来潜在的合作伙伴，例如投资组合中的其他企业，以拓展创业企业的合作网络[69-70]；创业企业也能将自身的社会关系传递给风险投资机构，帮助风险投资机构发现新的标的企业、拓展投资关系[75]。除了双向的社会关系传递，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之间共同的第三方推荐人能够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形成[23]。然而，过度嵌入到对方的网络关系中也有可能增加网络固化的风险，导致网络的同质化和网络成员获取信息的冗余性[76-77]。此时，创业企业可能选择引入新的投资方，动态调整其嵌入程度和网络结构[30，78]。

第二，声誉传递。作为反映社会地位的“棱镜”，网络对于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之间的声誉传递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与声誉较高的伙伴形成联结关系能够向其他市场参与者释放积极的信号，提升自身声誉[79-81]。因此，具有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通过网络将声誉传递给创业企业，帮助其克服合法性缺失的劣势、积极拓展自身的合作网络[24，82-83]；同样，创业企业良好的声誉也会对风险投资机构起到正向的影响，帮助其获取更好的投资机会、赢得联合投资伙伴的信任[34]，双方之间的声誉相互影响。

2.3.3 战略层面的互动行为 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拥有着异质性的资源，双方互动的目的是降低对彼此资源的依赖，同时利用彼此的资源最大化价值创造，由此引发了战略层面的互动行为，具体表现为资源交互和权力制衡上。

第一，资源交互。对于创业企业而言，风险投资机构不仅仅是资源的提供者，而是发挥着最大化创业企业资源价值的作用，通过发掘和利用创业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以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32，84-85]。例如，VANACKER等[86]指出，风险投资能够帮助创业企业从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冗余中挖掘价值，HAEUSSLER等[87]发现，风险投资能够利用自身的行业经验激活创业企业高管团队的创新能力，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创业企业在向投资方寻求资源支持时不得不向其透露内部信息，加之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系统不完备，风险投资机构有可能会攫取创业企业的知识和资源，这一潜在风险也进一步影响着双方之间的资源交互[17，25]。

第二，权力制衡。组织间的资源依赖关系是组织间权力的来源，具体而言，当一方拥有了对另一方必需的资源时，资源供给方则拥有了对资源需求方的权力[57]，而双方权力的对等性取决于资源的稀缺程度、重要性等多个因素[88]。当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时，双方的权力也会趋向于不对等甚至失衡的状态[89]。为了避免对对方的过度依赖，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都有可能通过削弱甚至突破关键资源的约束性来重塑双方之间的权力结构，例如寻找替代性资源、获取其他资源提供者的支持等。例如，创业企业为了制衡已有投资方的权力，可能会采用引入新投资方、改变投资方组合的方式调整权力分布[42]。在此过程中，权力优势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会想方设法增加对方摆脱资源约束的难度。

3 研究框架构建

理解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间的关系类型、互动方式和绩效影响机制对于解释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差异化影响至关重要。通过对文献的深入阅读和分析，本文以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关系为分析单元，识别并定义了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双方关系类型、互动方式和绩效影响在内的整合性研究框架。

3.1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关系类型

早期关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互动关系的研究大多存在2个基本假设：目标不一致和资源不对称依赖。首先，作为解释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关系的主要理论视角，代理理论的前提之一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即风险投资人作为资金的委托人与创业者作为代理人之间存在目标冲突[41，73]。那么，该前提在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关系中一定成立吗？其次，绝大多数资源视角下的研究认为，创业企业处于资源劣势的地位，高度依赖于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信息、社会关系等资源，因此，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关键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59，90]。

事实上，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目标冲突并不是必然存在，尤其是在投后阶段，双方都以创业企业获得成功为最终目的，目标会趋于一致，而目标一致性程度又进一步影响着双方的互动方式及结果[18，36]。同时，虽然风险投资机构拥有对财务资源的自由裁量权，也拥有丰富的技术和人脉资源，但创业者拥有在组织内配置资源的知识和能力，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双方所拥有资源的差异以及对彼此资源的诉求导致了双向而动态的资源依赖关系[9，60，85]。因此，创业企业不会完全依赖和服从于风险投资机构的决策，而对风险投资机构的依赖程度也影响着双方的关系、互动方式及结果。

基于上述判断，本文根据目标一致性和资源依赖程度的高低，识别和定义了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间的4种关系类型，如图2所示。

图2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类型
Fig.2 Types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enture capital firms and new ventures

第一，控制型关系。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目标不一致时，双方可能会在关键决策上产生分歧。为了避免创业者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采取侵蚀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或者在资源运用时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风险投资机构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监督措施约束创业企业的行为，避免投资损失[91-93]。尤其是当创业企业高度依赖于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时，风险投资机构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更有可能选择加强对创业企业的监督[18]，因而形成了以监督控制为基础的控制型关系。

命题1 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目标一致性较低、创业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时，双方之间更有可能形成控制型关系。

第二，交易型关系。虽然目标不一致会导致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在决策上产生一定分歧，但当创业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依赖程度较低时，创业企业在关键决策中的主动权有所提升，双方之间不再是由风险投资机构主导的控制型关系，而是存在着相对平等的交换关系。以企业风险投资为例，大企业往往会出于自身战略目标考虑，通过投资获取创业企业的技术和知识，拓展其业务版图；创业企业则期望借力于大企业的资金、市场等资源，实现自身业务的长足发展[17，40]。此时，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目标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但能够通过获取对方的资源以谋求自身的发展[16]，因此形成了以经济交换为基础的交易型关系。

命题2 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目标一致性较低、创业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依赖程度较低时，双方之间更有可能形成交易型关系。

第三，情感型关系。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目标一致性较高时，双方都以创业企业的发展为共同目标，有助于形成信任关系并且在关键决策上达成一致。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上，风险投资机构更有可能将创业企业融入于自身的社会网络，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声誉助力创业企业的成长[16，81，94]。而创业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资源的高度依赖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传递，此时，风险投资方更有可能扮演导师的角色，双方形成了以社会资源传递为基础的情感型关系。例如，拼多多的早期投资人段永平就是创始人黄峥的人生导师，不仅在拼多多成立初期倾囊相助、直接出资，还主动将自己的人脉关系介绍给黄峥，在斥巨资与巴菲特共进晚餐时带上了他。

命题3 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目标一致性较高、创业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时，双方之间更有可能形成情感型关系。

第四，伙伴型关系。如果说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目标一致性为双方建立了信任基础，为社会资源的传递提供了保障，那么，当创业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依赖程度较低时，双方之间已不再是单向的资源溢出与流动，而是双向的信息流动与资源交互。此时，风险投资机构不仅是资源的提供者，而是扮演着最大化创业企业资源价值的关键角色，通过发掘和利用创业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以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32，85]；创业企业也会反哺于风险投资机构，为风险投资机构带来新的知识、信息和网络等，双方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形成了合作共赢的伙伴型关系。

命题4 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目标一致性较高、创业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依赖程度较低时，双方之间更有可能形成伙伴型关系。

3.2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方式及结果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关系类型进一步影响着双方的互动方式和结果，具体研究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研究框架
Fig.3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enture capital firms and new ventures

当二者之间为控制型关系时，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采用制定合同和协议等方式来加强对创业企业的监督，规避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和自身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在创业企业资源缺失的情况下，例如创业企业CEO能力不足时[19-20]，创业企业对于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业专长、经验等的依赖程度更高，此时，风险投资机构往往会通过管理介入的方式影响创业企业的关键决策，例如增加接触频率、参与董事会决策、引入职业经理人等[74]。此外，考虑创始团队和投资人团队由于目标不一致导致的“断裂带”，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冲突[72]。此时，创业企业会主动加强团队冲突管理，积极与投资人沟通和协商，以优化对团队冲突的管理[95]。因此，控制型关系下双方的治理层面的互动同时体现在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协议制定加强对创业企业的管控与干预以及创业企业寻求团队冲突管理的方案。

治理层面互动的典型结果是创业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的更替[19-20，96]。当风险投资机构制定严苛的协议或深度介入创业企业的管理时，可能会带来双方之间的分歧和控制权冲突[10，97]，促使风险投资机构更替创业企业高管，以达到监督与治理的目的。例如，曾与当当、京东并称垂直电商的“三驾马车”的母婴零售商红孩子在多轮融资后，创始人李阳和妻子王爽逐渐失去了控制权，加之管理层与投资人对企业发展路径的分歧，最终双方矛盾激化，4位创始人中有3位相继出局。从创业企业视角来看，虽然有主动优化团队冲突管理的意愿，但由于在控制型关系中创业企业的话语权较低，不得不通过妥协和让步等被动的方式缓解冲突，例如，被动接受高管更替以满足风险投资机构的治理要求。

控制型关系下，双方的互动不仅体现在治理层面，还体现在战略层面的权力制衡上。为了缓解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依赖，创业企业往往会采取措施以制衡风险投资机构的权力[30]。尤其是当双方目标不一致时，创业企业难以在坚持自身发展规划的同时获取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支持，此时，创业企业会积极谋求破局之法，例如吸引其他风险投资机构加入，共同支持自身的发展。战略层面互动的结果是创业企业对于原有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封锁。考虑到控制型关系下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优势，创业企业对企业战略的决策权和主导权受限，因此会主动寻求改善或突破资源约束，寻找新的替代性资源。此时，创业企业可能会通过对原有的风险投资方封锁资源以加强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同时寻求外部合作方以削弱对已有投资方的依赖，制衡已有投资方对创业企业的控制权[42]。

命题5 在控制型关系下，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同时体现在治理层面和战略层面，治理层面的互动可能导致创业企业被动更替高管成员，战略层面的互动可能导致创业企业加强对原有投资方的资源封锁。

交易型关系与治理层面的互动同样紧密相关。考虑到双方的目标不一致，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趋向于通过协议制定的方式规避目标不一致带来的风险，例如，提前确定好控制权、清算权等条款；同时，目标不一致增加了双方产生分歧和冲突的概率，因此依赖于团队冲突管理来调和矛盾。

交易型关系和控制型关系虽然同样会导致治理层面的互动，但互动的结果并不必然相同。在控制型关系下，创业企业由于资源劣势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往往需要被动接受投资方的治理与人员安排，而在交易型关系下，创业者具备着配置组织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知识与能力[9]，创业企业会对引进投资人加入高管团队所带来的“资源收益”与“所有权损失”进行判断和取舍，主动决定是否更替高管团队成员[98]。例如，DI LORENZO和VAN DE VRANDE[8]通过对英特尔投资的创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创业企业能否有效利用英特尔的资源依赖于是否有发明者从英特尔离职、被吸引并加入创业企业。可见，在交易型关系下，高管团队更替可能是创业企业在自身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做出的主动选择。

交易型关系下的互动不仅体现在治理层面，同时体现在战略层面上的资源交互与权力制衡。考虑到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在资源与能力结构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相互依赖关系，双方往往会通过挖掘和利用对方的资源以实现自身目标，例如，PARK 和TZABBAR[9]发现，创业者在利用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财务资源的同时，投资机构也会利用创业者的结构性权力和专业性权力来对关键决策作出判断，以降低决策的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对对方资源的过度依赖，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也会采取投资新企业或引入新投资人的方式，动态调整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权力制衡[30]。例如，ofo为了制约第二大股东滴滴出行对其战略布局的干预，引入阿里巴巴作为新的投资方，以平衡与滴滴出行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

战略层面互动的结果是创业企业资源的重新组合，包括内部资源保护与外部资源整合。在资源交互的过程中，创业企业一方面期望获取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资源来实现成长，另一方面面临着知识和创新成果被风险投资机构攫取的风险[17，25]。在交易型关系下，由于双方存在目标冲突，创业企业在试图利用风险投资机构资源的同时需要“与鲨鱼共游”。此时，创业企业更倾向于保护内部资源和知识不被侵占，而非盲目开放资源。在权力制衡的过程中，创业企业也会积极寻求已有投资方之外的资源支持，以避免对原先投资方的过度依赖。

命题6 在交易型关系下，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同时体现在治理层面和战略层面，治理层面的互动可能导致创业企业主动更替高管成员，战略层面的互动可能导致创业企业加强对原有风险投资方的资源封锁。

当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间为情感型关系时，双方之间建立的往往是基于社会资源的社会交换过程[16]，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通过网络将信息、社会关系和声誉等社会资源传递给创业企业，例如通过引荐其他投资人、提供背书等方式，帮助创业企业克服早期社会资源不足的劣势[24，70]。因此，情感型关系下双方的互动主要体现在网络层面，即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以信任关系为基础，通过传递社会资源支持创业企业的成长。

网络层面互动的典型结果是创业企业组织边界的调整。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不仅能为创业企业带来资金、知识等关键资源，而且通过网络关系塑造着创业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双方嵌入在彼此的社会网络当中，组织边界正在不断被打破[12，21，71]。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在网络层面的互动对创业企业寻找联盟伙伴、拓展自身网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54]。在情感型关系下，由于双方之间存在信任基础且创业企业高度依赖于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为了更好地享受风险投资机构带来的社会关系，创业企业往往会通过开放组织边界、与投资机构协同的方式来促进企业的发展与成长。

命题7 在情感型关系下，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网络层面，创业企业可能受风险投资机构的影响而开放组织边界。

伙伴型关系下，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同样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其互动行为反映在网络层面的社会关系和声誉的传递上。社会关系的传递表现在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利用其自身的社会关系为创业企业拓展联盟网络[69-70]；声誉的传递表现在风险投资机构可通过投资向市场传递关于创业企业的积极信号，创业企业的成功退出也会为风险投资机构背书，提升投资机构的声誉[42]。当创业企业在对风险投资机构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考虑过度嵌入风险投资机构网络可能导致的“竞争性泄露”，创业企业可能会通过调整组织边界平衡社会资源获取与信息泄露之间的关系，而非完全开放组织边界。例如，小米通过“投资+孵化”的模式培育了一大批智能硬件领域的创业企业，这些生态链企业与小米之间建立的是典型的伙伴型关系，相互助力彼此的发展；然而，随着生态链规模的扩大以及生态链中同类竞品的增加，一些相对成熟的生态链企业开始“去小米化”，逐步建立自有品牌，而非完全依赖于小米的声誉与社会网络谋求发展。

伙伴型关系下的互动不仅体现在网络层面，同时还体现在战略层面的资源交互上。已有研究表明，风险投资的经验背景、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了其能否为创业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并创造价值[60，99-100]，尤其是对于企业风险投资而言，大企业知识的溢出往往能使得创业企业从中获益[13]。然而，资源的溢出与单向流动并不足以为创业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资源的交互和组合往往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在伙伴型关系下，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相对互补的资源结构为创业企业管理好组织间资源、实现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协同提供了保障，而双方目标的一致性也削弱了自身知识和资源被风险投资机构攫取的风险。此时，创业企业更有可能对原有风险投资方开放资源，尝试通过整合双方资源以助力自身发展。

命题8 在伙伴型关系下，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同时体现在网络和战略层面，网络层面的互动可能导致创业企业封闭组织边界，战略层面的互动可能导致创业企业加强与原有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整合。

3.3 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对于创业企业而言，风险投资机构介入并更替高管团队成员打破了原先的创业团队结构和内部过程。创业企业的决策往往是由创业者和投资人两个群体共同形成的，这两个群体的互动方式及结果对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跨组织决策效果起决定性作用[72]。当风险投资机构通过更替创业企业的高管团队以掌握对企业的控制权时，创业者与投资人群体之间的“断裂带”会不断加大，导致双方之间关系冲突，不利于跨组织决策的形成[72，101-103]。当创业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目标，选择主动更替高管团队成员时，一方面，能够提高创业者的感知公平性，避免创业者与投资人的关系冲突[72]；另一方面，新成员的加入能为团队带来新的视角和想法，增强团队的创造力[104]，作为连接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的纽带，新成员也是组织间知识转移的载体，有助于创业企业更好地获取和整合风险投资机构的知识[8]，二者共同提升了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跨组织决策效果，促进了创业企业成长。

命题9 相较于被动更替，创业企业主动更替高管团队成员有助于提升跨组织决策效果，进而促进创业企业成长。

创业企业对组织间资源的组合与利用影响着创业企业的成长。在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双向的资源依赖关系，双方的“动态匹配”才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9]。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间资源的组合有助于丰富和拓宽创业企业的资源基础，促进创业企业的规模化成长。已有研究发现，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业经验的有机结合能够激发创新企业创新[87]；创业团队的国际化经验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资源的结合能够推动创业企业的国际化[82]。当创业企业能够有效管理和利用跨组织边界的资源时，创业企业更有可能建立基于组织间资源的竞争优势，在与风险投资、生态系统参与者的互动中实现规模化成长；而局限于对投资方封锁资源难以适应于跨边界价值共创的成长逻辑，甚至会制约创业企业的发展。

命题10 相较于对投资方封锁资源，创业企业整合投资方的资源有助于促进跨组织资源整合，进而促进创业企业成长。

组织成长的本质是组织边界的拓展，尤其是在创业与资本不断融合的背景下，风险投资是创业企业拓展组织边界、实现规模化成长的助推力。创业企业在引入风险投资的同时也是选择加入了该投资机构所构建的创业生态系统，这在公司风险投资实践中更加明显，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都通过风险投资构建了各自的创业生态。当创业企业开放组织边界、与风险投资机构形成跨边界的开放合作关系时，风险投资机构更有可能为创业企业提供社会关系方面的支持，助其融入自身的生态系统，为其带来新的合作关系[16，54]。通过管理跨边界组织，创业企业也能够更好地实现与风险投资机构在目标、活动、资源等多维度的协同，从价值共创中获益[52]。而封闭组织边界不仅会对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还会影响创业企业与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合作，不利于创业企业成长。

命题11 相较于封闭组织边界，创业企业开放组织边界有助于促进跨组织资源整合，进而促进创业企业成长。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1991—2020年间发表于国内外权威期刊上77篇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互动相关的文献进行系统归纳，本文构建了一个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互动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①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关系类型根据目标一致性和资源依赖程度可划分为控制型、交易型、情感型、伙伴型关系；②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关系类型影响着双方在治理层面、网络层面和战略层面的互动行为，带来了高管团队变动、组织边界调整和资源重新组合等不同互动结果；③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和结果对双方的跨组织决策和跨组织资源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着创业企业的成长。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做出了如下理论贡献。

第一，基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互动关系的普遍性和复杂性，本文通过提炼不同层面的互动方式及绩效影响机制，推动了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研究从孤立向互动视角转变。现有研究虽然已从代理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视角对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但多数是通过检验风险投资特征与创业企业特征的交互作用间接验证关于互动的假设[9，87]，或者聚焦于公司风险投资这一相对特殊的情境，通过探讨大公司与创业企业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投资方与创业者的互动[8，25]，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过程仍缺乏系统认识。本文提出的“关系类型—互动方式—互动结果—绩效影响”的整合研究框架对于未来研究进一步挖掘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互动方式、互动特征及行为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18]，对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风险投资如何影响创业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绩效等问题有着突出的启发作用。事实上，近期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并重视这一问题，例如，WALDRON等[18]通过案例研究刻画出了投资人与创业者在不同阶段对于创业企业控制权的争夺以及由此导致的动态竞争关系。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本文提出的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互动关系研究框架，借助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剖析不同关系类型的形成，以及如何影响双方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

第二，本文突出了创业者与创业企业在互动关系中的主体性作用，通过揭示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互动所形成的跨组织决策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丰富了对于双方互动过程如何作用于创业企业绩效的认识。绝大多数关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关系的研究关注风险投资的管理介入和增值服务如何影响创业企业成长，但忽略了创业者自身动机与能力在关键决策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对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创业企业而言，创业企业在双方互动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凸显，本文探讨了创业企业如何作用于高管团队更替、组织边界开放和资源组合利用等关键决策，有助于丰富对于创业企业主动权提升所导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及绩效影响的认识。此外，以往研究中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的组织边界明晰，对于双方互动所形成的跨组织边界的决策机制与资源整合机制的探讨仍十分有限。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从跨组织视角为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到创业企业已不再是被动接受风险投资机构的筛选和服务的对象，而是会反选甚至是反哺于风险投资机构[21，34，105]。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突出创业者与创业企业的主体性作用，从资源依赖视角探讨双方互动的形成以及对关键决策的影响。

本文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的风险投资与创业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创业和资本走向融合的趋势下，风险投资为创业企业创造价值的逻辑也在逐渐演变，由赋能逻辑转变为价值共创逻辑，这一逻辑的转变在我国数字时代企业边界不断开放、生态化成长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尤为突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地理边界、组织边界和资源边界，为创业企业突破自身资源约束、实现规模化成长提供了可能。那么，创业企业如何管理与风险投资机构及其投资组合中其他创业企业的关系？如何管理跨边界资源、建立基于组织间资源的竞争优势？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如何通过投资构建具有生命力的创业生态系统、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将风险投资与创业研究的焦点从组织内部拓展到了组织间，为新情境下风险投资如何影响创业企业成长提供了新的解释。